重庆:光彩的城 火辣辣的人

    重庆最古老的市中心如今叫做“解放碑”,仍然是重庆最繁华的商贸中心,在1997年新辟一条十字形商业步行街,比北京翻新王府井步行街还早一年多。

    走在步行街上,除了头顶,几乎看不见天--密集的大楼把天都遮住了。夜晚,霓虹灯招牌、大楼轮廓灯一大片闪烁发亮。

    重庆市政府有个政策叫做“光彩工程”,规定各大楼晚上至少须亮起轮廓灯。尤其是江边繁华地段,更要塑造出类似香港维多利亚湾的光彩盛景。

    其实,这个“超级直辖市”的政府所管辖的8万2000平方公里土地和3100万人口中,住在市区外的人口有2000多万是农民--比较穷。按照最低标准衡量,至少有300万更是“赤贫”。

    在市区街边,可以见到许多流动“报童”(其实是“报男”、“报女”,年纪都不小),也间接说明贫下人口实在不少。此外,修鞋擦鞋的、卖水果的,都可看到。

    ●“棒棒军”进城

    最具特色的是重庆自80年代后重新出现的挑夫,三五成群,各扛着一根竹杠、带着一条绳子,等着码头货主、游客、街上店家和逛商场的消费者召唤,三五元起,就“效犬马之劳”。

    重庆这个山城很难看到自行车(脚踏车),也没有北京那种三轮板车。随时在街边待命的挑夫成了当地人最欢迎的人力运输队。这些从农村里来的挑夫有个可爱的名称,叫做“棒棒”,因为数以万计,煞是浩大,因此也叫“棒棒军”。

    出现这种完全靠出卖体力赚钱的“棒棒军”,固然是到处“上坡下坎”的山城地理环境使然,不过,连“苦活”也有这么多人争着干,就看得出重庆闲着的农民真不少。

    但是,别以为他们“苦”,其实他们心里不苦。

    “棒棒”们几乎都精神抖擞,眼珠溜转,充满干劲。对来自陌生记者的采访,他们也有问必答。

    一个年轻力壮的“棒棒”说,他们是利用农闲时间结伙进城,十几人每人每月十多元(人民币,下同)合租房子,一次就住一两个月,天天工作。

    问他通常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拉着大嗓门说,不一定,少的时候三几百,多的时候“一千元也有”。

    千元?怎么能赚这么多?

    他笑记者“外行”,解释说:“嘿,有办法的,要靠联系,靠关系,靠熟人嘛。”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小手机--他们是有组织的,随时互相“通风报信”,钱就赚得多。

    除了码头上的“棒棒”埋怨权力部门的官员“腐败”,让他们“出力”、别人“收钱”,多数“棒棒”没嫌出卖劳力辛苦。就算有埋怨,也没改变重庆人肯干、敢拼、乐观的性格。

    山坡陡峭、江水凶险、环境恶劣,塑造出元代诗人笔下没有“愁颜”的重庆人。

    ●自豪的重庆人

    十多年前从成都被调派到重庆做新闻工作的刘小青归纳观察心得:与沃野千里的成都完全不同,山川险峻的重庆是个“创业的城市”,它充满“野性”,也充满“魅力”。

    正是环境截然不同,因此成都人嫌重庆人“野蛮”,重庆人说成都人“虚假”。尽管外地商人蜂拥到重庆做生意,但是重庆人更爱跟重庆商人买东西,据说,因为他们“老实”。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周勇研究历史,一谈重庆人,就很自豪。

    他说,重庆原来的民族是山地民族,性格豪爽刚烈,粗犷顽强。南宋时,蒙古元军下四川,准备夺重庆,然后顺江而下灭南宋,不料,竟在重庆打了足足36年,屡攻不下,最后大汗蒙哥还含恨战死。

    重庆人还熟悉一个更早的历史故事,就是春秋时重庆这个“巴国”,因内乱而向楚国求助,答应平乱之后割三座城。但是,等到须履约了,名叫巴蔓子的守城将军说:“国土岂能割让,要兑现承诺,就拿我的人头去吧。”说罢自刎。头送到楚国,楚王大为感动。

    重庆的山地民族如今究竟是哪一少数民族,专家也说不清了,但是,古老山地民族的性格似乎“遗传”了下来。文化大革命时的“武斗”,就数重庆最“出名”。至今,重庆人都承认,他们性格火爆,就像他们最爱吃的麻辣火锅一样。

    ●“矛盾”的重庆

    但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重庆身上也充满了“矛盾”。

    这个内陆山城早在1891年就“对外开放”,成了中国内陆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据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廖元和说,重庆出现现代化工厂,比中国西北还早半个多世纪。

    重庆也是一个最大的移民城市。现代史上两次大移民--蒋介石领导抗战时把重庆做为“陪都”,以及毛泽东为防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的“三线建设”,都集全国精英于重庆。东部沿海发达省市的生产技术、人才,以及更开放的风气,融入了重庆人的血液。

    周勇说,这也是重庆女孩长得漂亮又豪爽的原因。

    重庆人说的“重庆十九怪”里,就有“女士喜欢露膝盖,裙子短得像皮带”。

    ●大城市?大农村?

    可惜的是,过去几十年,重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全力扮演“重工业基地”单一角色,近80%企业是国企,不仅使它如今陷于下岗职工众多的“东北现象”,又因为农民人口近80%而叠加沉重的“西部现象”,而且,使许多重庆人变得思想封闭,难以转变。虽然历史三度选择了重庆做为发展工商业的“大城市”,但庞大的农村人口,又使它始终是个“大农村”。

    只做为重工业基地,疏于人文教育,浪费了丰沛人才资源,今天回头看,是重庆的一大憾事。

    “重庆的文化底蕴不足。”周勇感慨的说,重庆25所高等学校,过去竟然没有一所文理工兼容的综合大学,造成长期以来培养的人才素质“不够全面”,妨碍了重庆的快速发展。

    1929年由国民政府设立的重庆大学,原是中国最优秀的综合大学之一,却因为50年代毛泽东下令“改制”而成了独沽一味的工科大学,直到最近才设法恢复文理工商医艺科系都有的大学。

    ●“升级”的好处

    不过,尽管有这许多障碍和不足,“直辖”给重庆带来的丰富机会和希望,却让本来就不悲观的重庆人更乐观了。

    “升级”成了这几年重庆人普遍得到的好处。原来只是成都设在重庆的下属分支机构,现在与成都平起平坐了;原来还跟高不可攀的省级领导隔着三层的县级干部,现在可以直接跟直辖市政府领导打交道了。

    重庆的铜梁县是个农业县,县政府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罗洪带着兴奋的心情说,以前他难得见到一次省领导,但是,重庆直辖后,他去年一年就听了三次副市长(相当于以前的副省长)的讲话,“获益很多,启发很大”。

    人潮熙来攘往的重庆还不是一个繁华都市,人们脸上还透着浓浓的乡土味,但是,在这个不富裕的直辖市,居民却很快乐,因为他们都憧憬着美好的前景。

    这就是现在的重庆、现在的重庆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4月7日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 @ 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