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生活在"非典"日子里的北京人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4月30日文章:非典病毒导致北京人生活的巨大变化(作者:约翰·鲍姆福莱特/John Pomfret)

    春天再次回到了北京。在工人体育馆的草坪上,徘徊着一对对手牵着手、肩并着肩的情侣,他们透过看上去有些突兀的口罩,嘤嘤倾诉着不尽的温言软语。在北京地铁一号线上,乘客众多,车厢是拥挤,但只要有人在车厢里打一个喷嚏,其他乘客就会转到别的车厢,唯恐避之不及。在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称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在中国许多地方肆虐的今天,这就是现下北京人的生活图景。

    然而就在不久前,在13亿中国人的首都北京,还有许多人并不太了解非典,甚至认为非典不过是十万八千里以外遥远的广东省要面对的一个小麻烦而已,如一些中国媒体当时报道的那样,非典当时被称为一种"奇怪的疾病"。然而,在4月20号发布的一个重要讲话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承认此前中国官方公布的非典病例数字并不是十分准确,甚而缩小了非典疫情的危险。

    截至笔者发稿时止,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有关数据,北京非典感染人群达1347人,另有1358个疑似病例;至少已有66人死于非典。尽管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非典影响的人群并不是很大,但是近日人们对非典的恐惧扩散的速度却要甚于这种疾病本身传播的速度。在同政府公务员、大中小学学生以及其他普通北京市民的采访中我们看到,在非典疫情持续发展的日子里,许多人都在同非常时期的不确定性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作顽强的斗争。

    吴萍香(音)是设在一栋写字楼里的一家跨国公司的员工。在她所能了解的范围内,这栋建筑中还没有人染上这种足以致命的传染病。而作为一个3岁男孩的母亲,35岁的吴萍香每天都不得不搭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我基本上不敢再亲吻我的孩子",吴萍香坦言道,"我很担心我会被其他人传染上非典,然后我又会把病传染给孩子。"吴萍香的丈夫是个律师,他们夫妻俩人的月收入超过了1200美元,完全有能力请一个专职保姆来帮助他们照顾儿子。但像其他满足北京家政服务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一样,他们请来的保姆也是数十万到北京打工的民工之一,而在北京政府承认出现非典疫情之后,他们雇来的保姆早早地就卷起铺盖返回了安徽老家。

     "我的母亲不得不来帮我照看孩子",吴萍香无奈的说道,"但是她的年纪也大了。"

    吴女士和她的丈夫住在北京城东部一栋漂亮的楼房的六层。今晚,她要出去购物。出门后,吴女士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口罩,然后走楼梯下了楼。"电梯太狭小又不透气",她说道,"你可能在里面被感染。"

    吴女士把她的儿子留在了家里,尽管他整天都没有出过门,在家里又哭又闹,折腾得不可开交。"我儿子很喜欢跟着我逛超市,但是现在太危险了,虽然我们也不想把他关在屋子里,但是我们太担心孩子的健康了,比起外面,还是家里安全些",吴女士如是说道。

    吴女士去了附近不远的一家超市。"我试着把自己在超市里呆的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我已经盘算好了我要买的东西,因此在超市里我根本不会多停留片刻",吴女士坦言道,"以前我很喜欢推着购物车,在超市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的货架中逛来逛去,采购一些有用无用的东西,但是现在还是危险时期,我可不敢这么逛超市了。"

    在超市里,吴女士尽量避免在人群中扎堆。由于不想推着购物车穿过人群,她不得不从食用油货架边上走过三次才买到想要的东西。

    在从超市回家的路上,吴女士指给我看附近菜市场空荡荡的摊位。那些平常将蔬菜等货品运到北京来的农民们都已经消失了。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行人稀少,在出了超市之后,吴女士才稍稍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我这么紧张不是为我自己",她说道,"而是为我儿子着想"。

    在北京城的另一端,39岁的新闻工作者龙梅(音)从4月20号起也没有看到其他人。

    作为众多被隔离的北京市民中的一员,龙女士住在北京北面一栋楼房的11层。4月6号那天,她隔壁的邻居突然发了高烧,随后便被送到了北京第三医院。四天后,这八口之家中有四个人也开始发高烧,之后他们全家八个人无一幸免地高烧不退,这时医生们才意识到情况严重。但发现的太晚了,到了4月15号,这家人中的一个女住户死去了,29号晚上又倒下了一个人。截至发稿时止,剩下的六个人都住进了医院。

    北京当地报纸北京青年报报道说,为了控制非典病毒的扩散,北京政府4月29号又隔离了两栋居民楼,这样,被隔离的人群数量继续上升。

    北京青年报引述中国官方的消息称,这两栋被隔离的居民楼一栋位于北京的市中心,而另一栋则处在北京的北郊。

    而与此同时,龙女士的丈夫--一家报纸的编辑也发了高烧,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4月20号,北京政府将这层楼的其他住户全都实施了隔离。

     "我在这层楼里十分孤独",龙女士在卧室里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道。

    中共设在当地的社区委员会的成员向龙女士等住户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每天都会给龙女士打两次电话,陪他聊天、安抚她焦躁的心情,并向龙女士这样的被隔离者提供所需的各种生活用品和物资。

    这时,电话线就如同龙女士和外界保持接触的生命线一般。有时候,似乎半个北京的人都在电话中互诉非典时期的怕与爱,或者通过不停地发送手机短消息来倾诉衷肠,互相勉励。但想到自己身处病房正同非典病魔搏斗的丈夫,龙女士就寝食难安,连看电视的心情都没有。"现在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非典病房里我丈夫的身上",她激动地说道,"我常常想,要是我和他的处境能互换就好了,如果能让他回到家里,我宁愿替他住进医院"。

    在日坛公园里,陈华山(音)正在和他八岁的儿子多多(音)打羽毛球,在淡蓝色口罩后面,多多的那张小脸几乎全被遮住了。作为一个公共汽车司机,陈先生接到上级指示,要求他呆在家里,因为北京政府已经减少了公共汽车上路的数量。尽管如此,由于不少人都不去上班,还是有很多公共汽车空空荡荡,罕有乘客。

    48岁的陈先生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带着口罩。他解释说,他不带口罩是因为它并不害怕非典。"一切听天由命吧",陈先生笑言道,"我们很从容,都不把非典当回事。能和儿子在一起我觉得很不错。如果我把孩子憋在家里不让他出来透透气,我们都会疯掉的。"

    在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宿舍里,美术史专业的张冰冰(音)说,她的老师每天都要给她打两遍电话,以确保她没有离开宿舍离开北京。目前,北京各大高校都要求在小的学生留在校园里,同时要求已经离京的外地学生和已经回家的北京学生暂时不要返校,以保证高校校园的安全。

    中国网200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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