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女儿
周采芹

    我在香港一拿到学校证书,就准备出国。我在英国伦敦皇家戏剧学院学习戏剧,毕业后登上了英国的舞台,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结婚、生子、离婚、再婚的过程。

    回首我的演艺生涯,《苏丝黄的世界》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大突破。尽管我在其后的几年里很难摆脱“苏丝黄”的影子,老得扮演类似的角色,可是能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一部最流行的剧中当主角,确实让我在英国的戏剧界占了一席之地,不管那个地位稳固与否。

    我拿了英国国籍,完成了与英国人同化的过程。在一般人的眼里,我算是很成功的了,然而任何成功都要付出代价。当时在英国没有几个上海人,戏剧圈里的中国人就更少了。慢慢地,一种失落感包围了我,我觉得中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对自己本土文化的渴求越来越强烈。负疚感和眷恋情经常会在梦中浮现。我的孩子也到梦里来见我,坐在我的腿上。我在梦中曾走过一长串陌生而空旷的房屋。有些梦完全不同,有些则是不断地重复,但不管怎么样,我父母的声音总是离我的脚步声不远。

    一个可怕的清晨,我从噩梦中醒来,梦见我妈妈死了,世界顿时毁灭了!那种真实的恐怖强烈地震撼了我,而且伴随了我好长时间。那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感,其剧烈程度前所未有,我一生中只感受到过那一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妈妈那时住进了上海的医院,她因为乳腺癌而住院开刀。在我看来,我做的噩梦是母女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它通过看不见却从未切断的脐带在我们中间传递着。

    虽然妈妈的病情后来好转了,可我做的那个噩梦却是个凶兆,就像自古以来很多惨剧都有先兆一样。

    最后一面

    1961年,妈妈来了英国,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她所有的孩子,除了大弟菊傲以外,都按照她的计划留洋在外了。小妹采茨去了香港。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中国人实际上在1966年以前是可以出国的。

    小弟英华和我在伦敦机场见到了妈妈。英华12岁就离开了家,他从来不让伤感外露。可是在开车去伦敦的路上,他用手蒙着脸,喃喃地说:“妈妈,为什么非要让我那么小就离开你?”

    在路经香港的时候,妈妈去看了小妹采茨,她后来和她的广东籍演员丈夫黄浩义在香港安了家,她自己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做了一名市政官,是我家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政府官员。大姐带着她的小女儿赛琳娜和二姐一起从美国飞来伦敦团聚。我当时正要和彼得离婚,自己住在一处两房的公寓。有时候,我们5个人再加上小弟就一起挤在我的公寓里,有人睡在地上,有人睡在临时搭的床上。这种住法是很中国式的,全家人亲亲热热地挤在一起,又舒服,又热闹。

    妈妈的变化不大,比我在香港见她时有些发胖,看上去很健康。她对乳腺癌的手术并不那么敏感。可是我后来带她到医院去做检查时,她却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脱衣服。我也没有坚持,因为我觉得伤疤太恐怖。直到现在我还对自己当时的态度感到羞耻。

    妈妈到了以后,先是睡了24个小时倒时差,醒来就开始照料6岁的外孙女赛琳娜。妈妈的子女们都已长大成人,现在只好在外孙女的身上找回过去那种子女绕膝的感觉。以前我们一切要完全依赖她,现在都长大了,各奔前程。我们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根基,然而现在每人有各自的事业,住的地方也美国、英国的四分五散。多年以前,妈妈对每个孩子都各有评价,可现在她已经对我们的特点分辨不清了,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们都按照她的愿望长大了,各自都有成就,各自的派头都不小。

    赛琳娜被送到附近的私立学校。画家英华靠在餐馆打工来养活自己。大姐采藻冷静地担负起家务,大部分时间都是她在主动做饭,还负担了一部分的食品采购。二姐采蕴决定在伦敦狂欢,她还是要向妈妈证实,她能够成为人们注意力的焦点,我又一次成了反衬她的角色。好在我有不少男性朋友,他们都乐在晚会上陪女士尽兴。

    晚上,当赛琳娜睡着了,英华在餐馆打工,采蕴出去聚会,剩下采藻、妈妈和我就天南海北、没完没了地聊天。我惊奇地发现,男人和性并不是我们谈话中的禁区。我知道妈妈和采藻都是从一而终的信徒,于是很奇怪她们怎么对这个话题知道得那么多。我们聊得很放肆,讲了好多可笑的故事,把肚子都笑痛了。

    妈妈对我将要离婚感到惋惜,倒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而是她觉得彼得是个好人,他们一见面就很合得来。她很遗憾我们的婚姻不能继续下去。妈妈希望我能有个家,过上安定的生活,她怕我将来会是孤独的一个人。妈妈惟一回避谈论的话题是中国。父亲1956年随上海京剧团出访苏联的时候,政府规定不许带家属,妈妈当时失望极了,因为她很想一起出国看看。父亲那时在莫斯科演出了18场。最后一场结束后,观众们热情得疯了,把父亲从后台一路抬到了他下榻的饭店,然后在街上载歌载舞。妈妈很遗憾她没能在狂欢现场。这次是政府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才允许妈妈到英国来看孩子,作为一种补偿。妈妈被告之不要谈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国家现在的情况和早期那种乐观的、人人都想为建设新中国出力的情形不一样了。

    姐姐们回美国去以后,我和妈妈又享受了几个月单独在一起的生活,我们俩几乎像姐妹一样。我骄傲地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为她流利的英语和典雅的举止所倾倒。我当时对大明星加利·格兰特并不十分熟悉,可他却专门打电话来邀请妈妈去参加他主演的新电影《触摸貂皮》的首映式。我从小就佩服妈妈,她今天仍旧让我惊叹不已。真高兴能看到她在伦敦的社交场合中那么优雅自如,既尊贵又风趣,简直像贵族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就是皇后。

    妈妈签证的有效期是6个月,可是期限还没到她就开始想念父亲和祖国了。按说妈妈从小在上海就喜欢西方社会,现在又身在其中,可是她却怀念起自己的祖国来。她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会说:“中国的比这个好。”当我去图奎市演出的时候,我把妈妈安置在一处能看到美丽海景的豪华饭店,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宣称,连海景也是中国的好。妈妈完全可以留在舒适的西方,远离麻烦重重、前途叵测的中国,可她还是决定要回去。她的决定证明她对父亲的爱情远远大于她对前途的惧怕。有时她也会在无意中流露出内心的焦虑。她说她死后不想火葬,而想土葬。可是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土葬是封建做法,把能种庄稼的土地都浪费了。妈妈对她死后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畏惧实际上是对有生之年可能遭遇的痛楚的惧怕。而她的惧怕不幸都被证实了。她死后到底还是被火化了,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其他选择。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将来我死了也要火化,好去和妈妈见面。

    在英国的时候,妈妈很替小弟担心。他苦苦挣扎着当画家,在餐馆靠端盘子来维持生活,为了省房租而住在别人的车库里。可她哪里晓得,没过多久,她的小儿子就成了国际知名的餐饮业大亨。十几年后,她所有的孩子们都干得很好,都能体面地回中国访问。然而,我们命运的节拍那么不协调。当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我们父母亲的遭遇却一天不如一天。虽然我们有能力在经济上毫不费力地按照中国传统来孝敬父母,可实际上却谁也做不到。

    妈妈最后留在我眼里的形象是她的后背。她正走向伦敦机场的护照检验处。她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一个髻,胖胖的、圆圆的肩膀,就像我小时候在画书上看到的那种中国母亲一样可爱。我当时不知道,就在那一时刻,妈妈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走出去了。

    《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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