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30岁时,我听到了一种呼唤

阿来写了一部反映西藏土司制度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9年,这部小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四年后,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为当代文学代表作。阿来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采访:高晓春

我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时代的代言人

记者:你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大多数人熟知你,是因为你的那本得了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小说中西藏文化的神秘与芬芳,我们曾经在“汉人马原”的小说中见到过:汉人马原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西藏,并在那里走动,之后是,他回到汉文化的土地上,向人们描述他所见到的神奇西藏;对于西藏文化,扎西达娃也有另一种引人注目的解说。而你,描述与解说西藏的方式似乎与他们不同,你不是在写异乡异闻,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精神是在那片神奇土地中的。于是,在我为这次采访准备提纲的时候,民族和文化这两个词总是停留在我的电脑中。那么,就请你从这两个词谈起吧。

阿来: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或者是从事其他文化工作(甚至是不从事此类工作)的人,一旦说到民族与自己的关系时,很容易就把这种关系说成套话了。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文学创作肯定与我是个藏族人有关系,这与对文化刚刚有些认识的人动辄就说民族之类的词儿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这样的话,我是不爱听的。

文化是个抽象的东西,实际上,人群、生活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阅读中,我们常发现文化背后隐含着的含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作为一个潜规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我今天理解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东西。这是我做了这么久的文化工作,也是通过文学思考才得出的认识,换句话说,在我还是个文学青年、在我对藏文化还知之不多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认识的。

藏民族,可能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中文化特征最显著的一个民族。从我开始发表第一篇作品到如今已经差不多20年了,20年的时间里,我是逐渐感觉到个体的生命跟这个民族文化的联系。写作者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最初的写作往往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我生活在阿坝,生活在藏汉杂居的地方,我的笔下自然就会反映一些藏族的习俗、藏族人的行为特征、心理特征,但那时的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要把它提高到:我可以用文学这样一种手段把我的民族文化表达出来的高度,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借助人和事来抒发自己个人的感受,一些主观上的感受。

记者:我们知道,你是从写诗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是因为诗歌更适合表达自己、更容易表达一些主观上的东西吗?

阿来:确实,诗歌更适合表达自己。但当你写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别是在你阅读了大量大师的经典作品之后,你会发现,仅仅表达自己、抒发自己的感情是不够的,你会发现,大师和他的经典著作与一般的作家及其作品是不同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尽管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但大师的“我”更具有代表性,他说“我”的时候是代表着一个群体,而一般的作者说“我”的时候就是代表他自己。代表自己的东西,偶然可以感动人,但要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完全个人化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就只能找到一些跟他的心理特征差不多同类的人,在他们那儿找到,文学上不是有一个词儿吗,叫作共鸣,那么,他只能在这很少的一部分人里头找到与他共鸣的人,找到知音。把“我”变成“我们”,把一个人的命运变成是大家的命运,然后,再将这种命运赋予文学的色彩——优秀的作品都是这样:写作者们把那种感性的,并且是真实的、充沛的情感倾注到作品中——不是吗?不是仅有艺术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写作者,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感染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跟,比如说,自己民族的文化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希望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时代的代言人。

是诗歌使我完成了精神蜕变

记者:通过诗,你与文化间建立起了某种感应方式:你清楚地感受到她,但她却并没有一个明晰的轮廓——你想拥抱她,她不存在;你转过身去,她却紧随其后。

阿来:她正是那样的一种存在,一种抽象的存在。她需要我——这个有形的人替她发出声音,什么叫代言人,这就是代言人。

渐渐的,我发现自己诗中细节性的刻画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沉溺于这种刻画。之后是刻画之外又忍不住开始大段的描述。这些刻画与描述放在一首诗里,给诗歌结构造成了问题,但是只看那些局部,却有一种很新鲜、很有表现力和穿透力的美感。于是,开始为那些漂亮的局部编织一个可以将其串联起来的故事。也于是,小说便开始了。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写得很臭。这不像刚开始写诗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自觉地建立起与民族文化间的联系。可是到写小说的时候,我意识到了,却写不出来,这很糟糕,我问自己:我是否还要继续写下去——那是1989年前后的事儿了。

记者:可是,就在这一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你的第一本小说集,那是“文学新星丛书”中的一本,现在走红的一些作家,比如,苏童、池莉、迟子建、马原等都是这套丛书里的作者,能进入这套丛书中,应该说是到了一定水准的。

阿来:把我的作品放到这套丛书中,我觉得是不够格的。按常理,当时,在四川,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能出这样一本书,又是大出版社出版的,应该是可喜可贺的,而我自己,至少是出书的那段时间,不但不高兴,反而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很差劲儿,我惶惑起来,甚至变得非常的不自信。

在写作上,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如果只能是个二流、三流的作家,我是不满足的,中国文坛也不缺这样的作家。

我是乡村教师出身,直觉告诉我:一个好的乡村教师的存在比一个二流、三流作家的存在,更具有实际上的文化传播意义。1989年的时候,我正好30岁,在这个年龄,我觉得需要证实一下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能力。于是,我走出家门,再次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一去就是近两个月,在那里,我写下了《30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

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

……天啊!我正/穿越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

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

知道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我要去赴这个约会,这个约会是秘密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此行的目的。这个时候,我确定了我的诗人身份,“现在,诗人帝王一般”,但是,仅是帝王还不够,他还要有巫师一般的通灵。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然后,雨水降落下来了/在思想的里边和外边/使湖泊和河流丰满

若尔盖大草原/你的芬芳在雨水中四处流溢/每一个熟悉的地方重新充满诱惑/更不要说那些陌生的地方/都在等候/等候赐予我丰美的精神食粮/令人对各自的使命充满预感

天啊!泪水落下来/我哭泣,绝不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如此经历新生/因为如此菲薄而宽广的幸福……

记者:是诗歌让你完成了精神蜕变?

阿来:是的,然后,我回去,又开始了小说创作。这是洗礼之后的开始。我写短篇,写中篇,等到短篇和中篇能够驾轻就熟的时候,我开始写长篇。

那一年的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啼鸣声。那片白桦林与我已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她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的流淌。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她生命的诞生过程。

马尔康(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首府)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入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喧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经历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书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沉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

记者:正是这种精神洗礼,引来了我们惊异的眼光,我们看到你用诗一般的语言述说着藏民族的历史……

阿来:我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我本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河谷台地上的农耕家庭。我今年44岁,其中有36年,我都生活在我称其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山水之间。

脱离农人生活的第一步,是考上师范学校的时候,之后,是成为一个用汉语授课的教师,虽然是乡村教师,但对于一个出生偏僻乡村、没有任何背景的农人来讲,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是很幸运了。大多数人走到这一步,想的大多是如何安家,如何搞家庭建设:家安排好了,家庭建设基本完成了,也就安于现状了(尽管他们嘴里总是说不满足)。但我总觉得缺点儿什么,缺点儿什么呢?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教课之余,我开始大量地阅读。说来奇怪,对于书籍,我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选择,面对一大架子书,即便我对这门学科一无所知,挑出来的书肯定就是其中最好的。应该说,是文学这种东西,震撼了我:普希金、海明威,之后是菲茨杰拉德,是惠特曼、聂鲁达、叶赛宁,这个单子越开越长,最终的结果是我也拿起了笔,作我自己的表达。

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间穿行

记者:1999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你以中国作家的身份作了一个演讲,你谈到: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中,培养了你最初的文学敏感。

阿来:是的。在我成长的年代,注定了要在汉语和藏语这两种语言之间穿行。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流,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

阿坝在地理上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我又因为不懂藏文,所以,对于民族的文化,更多的是从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庭传说、人物故事中汲取营养的。这些人物故事与史话性传说中包含了更多对世界朴素而又深刻的看法。这些看法更多依赖于感性的丰沛而非理性的清晰,而这种方式正是文学所需要的方式。

通过这些故事与传说,我学会了怎么把握时间,呈现空间,学会了怎样面对命运与激情。然后,用汉语,这非母语却已能娴熟使用的文字表达出来。我发现,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小说中,在创作过程中就已产生了异质感与疏离感,应该说,这种感觉扩大了作品的意义和情感空间。

记者:你现在是《科幻世界》等四五份杂志的社长、主编,管理、组稿、发行会分去你很多心思,那么,如何保持你的创作激情?

阿来:我不想自诩有什么特别的才情。但对于写作,我想我永远不会缺乏激情,除非等到我厌倦的那一天。

对于我来说,写作是快乐的,不只是功成名就后带来的快乐。写作的过程中,你“帝王一般”“创造着”这个世界——你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像《圣经》,像《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要分成白天和黑夜,就分成白天和黑夜,第七天,上帝要休息了,就是上帝要休息了——这种快乐岂是功成名就之类的快乐能比!

《中国青年》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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