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生活在遗忘中
术术

陈染被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最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1996年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广泛影响和所引发的激烈争议使陈染成为“私人化写作”的肇始者。久未有新作结集的陈染,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了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插图经典本,记者近日采访了陈染。

■陈染简介

1962年生于北京,上个世纪90年代以“个人化写作”“边缘写作”成为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女作家。曾出版《陈染文丛系列》6卷本:《纸片儿》、《与往事干杯》、《嘴唇里的阳光》、《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私人生活》、《我们能否与生活和解》,以及长篇小说、中短片小说、散文集、谈话录等多种专著。

■私人生活

为了防止失声叫喊,我们哼唱和倾诉;为了逃避黑暗,我们闭上眼睛。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每时每刻,它都在身边凋谢、流逝,但我无法阻挡它。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我曾经用一堵围墙、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逆,但都无济于事,除了死亡———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没有其他的方式……

真正的艺术都不是一次性的

新京报:《私人生活》1996年出版过,当年反响很大,卖了十几万册。刚刚出版的插图版《私人生活》这本书除了形式不同,装帧精美外,还有什么独特的艺术价值吗?

陈染:所有真正的艺术都不是一次性的,我们看伯格曼的电影,会反复品味,而且总有新人是第一次看到和听到。

现代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自然,心理焦虑症、精神抑郁症比任何一个时代的疾病更加加速蔓延,“个人”完全迷失在竞争中不能自拔,彻底地丢失了自己。而《私人生活》这本书从哲学的层面说正是讨论“个人”的存在与位置,讨论了现代人的内心的疏离感、迷失感和不安全感等等焦虑。

新京报:你是不是相信多年过去,《私人生活》还能和读者的内心产生碰撞?

陈染:我想会有它的新老读者重新拿起这本书,丢掉繁忙,丢掉要征服的对手或“敌人”,让自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只需一天,甚至一个时辰、一个瞬间,思考一下他“个人”的价值问题,一些纷至沓来的思维碎片会自动地涌来,你会忽然发现你除了是一个竞争者,你依然保存着一个“思想者”的能力,这是一种乐趣,一种幸福。我只会用脑子写作

新京报:《私人生活》已经成为“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的标志性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些给你的“冠名”?

陈染:我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主流作家。多年来,我一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严肃文学领域最具叛逆性、最完全地实现了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说我的《私人生活》所引发的激烈争议使我成为“私人化写作”的肇始者。评论家是干什么的?就是摆弄出一些新词和新理论让我们来敬仰的!你不服气不行!不过话说回来,作家该怎么写还得怎么写,评论家该怎么论还得怎么论,各干各的,挺好。

新京报:现在学术界兴起一种新的提法“身体写作”,有人认为你和林白是“身体写作”的开辟者,你对这种说法有异议吗?

陈染:你这可是误导啊!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只能用脑子写作。我听说过有人说,谁谁谁的小说,我用脚都比他写得好。这当然是比喻。我还听到过用某器官写作的提法,我真是“佩服”他。另外,还有过“以血代墨”的说法,就是用鲜血、用骨血来写作,那我只能向人家“致敬”了!我丝毫没有贬低“身体写作”和“骨头写作”的意思,这没什么不可以,然而我只会用脑子写作。

另一方面,我觉得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丰富的多层面的,只用某器官看书的人,当然只能看到性;只用感官看书的人,也只能看到身体;只有用思想读书的人,才会既看到鲜活的血肉又看到深层的思考。

每一天如同一张光滑柔软的白纸

新京报:1999年,完成《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之后你似乎新作不多,只发表了一些散文,还有《梦回》、《离异的人》等小说,你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是不是比较焦虑?陈染:我现在基本上顺其自然,没有太多的焦虑和急迫的心理控制着、压迫着。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社的工作,每一天对于我,如同一张光滑柔软的白纸,在早晨自然醒来的时刻舒缓地展开,我往上边涂抹什么、怎么涂抹都可以,抑或不着一痕地掀翻过这一页,任凭思绪游刃有余地在日常琐碎中浮游。

当然,我内心深处依然常常存在着若有若无的怅然若失,和隐蔽得连我自己都不易察觉的某种反省。我不惧衰老,更不怕死亡。我反复思量的是,我要如何面对未来几十年漫长而重复的乏味。乏味,这其实才是我们平凡生活的本质!只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积极的或者消极的———来对待罢了。

新京报:无论是面对写作,还是面对生活,你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陈染:坦白地说,我现在的心理状态和我过去小说里呈现出来的已经不尽相同了,我现在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平常,不压迫自己,更不难为别人。

其实,我们想一想,这辈子没人能压迫你,除了你自己!有时回忆起青春期时候的状态,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跟自己过不去了,拿来许多人生的重大哲学压榨自己———我是谁?我在哪儿?别人是谁?别人又在哪儿?干嘛要和别人一样?别人和我有何关系?这世界到底是个什么?生还是死?多少岁自杀?用什么方式了结?———太多太多沉重的问题我硬是让二十岁的敏感多思的神经全部担起,而且一分钟也不放过,这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乐趣。我的青春期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歪歪斜斜地走了过来,走的弯路太多了,偏执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依然喜欢“想”,但决不偏执。生活需要遗忘,在遗忘中成长。

新京报:是不是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对抗,才使得你对写作越来越冷静?

陈染:我现在喜欢用感情这个词。激情是不可靠的。年轻气盛的豪言壮语、海誓山盟,肯定要打折扣。我觉得“感情”比“激情”更深厚,也更牢靠一些。

继续写作的日子还长

新京报:谈到写作和生活你有什么愿望吗?你相信人可以达到“无一物而自得”的境地吗?

陈染:记得林语堂先生有一个说法,他说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么几件事:名、利、色、权、趣。我现在差不多就活一个“趣”字。当然会有一些“趣”之外的事务,但我不太往心里去,也就轻松起来。近来写得少,总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这很难。我感觉,岁数越大,想说的话越少,经常是想一想之后,觉得不说(写)也罢,算了。

我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只字不写、闭门索居。当然,到今天为止,文学和艺术仍然是我最大的爱好,有时候一个字词的忽然浮现,一个哽咽的句子忽然断住,或者一个单调的深沉的声音忽然滑过,依然会令我激动,令我迷恋,那种感情涌满你全身的血液,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不想靠写作计划过日子,我愿意顺其自然,但我相信我会继续写作,日子还长。

《新京报》200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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