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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文献

   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
刘大年



    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革命,再一种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普鲁士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既不是英国法国的类型,也不同于普鲁士的类型。辛亥革命没有像英国法国革命那样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它只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辛亥革命中的资产阶级也没有像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那样直接与王权妥协,它鼓舞了群众的革命运动。这一些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当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有自己独特的外形。辛亥革命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为直接目标,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动政权,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政权。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压制汉族。包括劳动人民,某些地主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的损害。满清政权的建立,造成清代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反满斗争。辛亥革命就是发生在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资产阶级学者也就由此出发,散播了许多有关辛亥革命的荒谬论点。最主要的是他们这样或那样来否认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而把它看做是汉族反对满族统治的所谓国内民族革命。与此相反,也有的撰述只是一般地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力求避免涉及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这种看来是矛盾的现象。我们要懂得这次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必须揭穿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弄清楚究竟反满与资产阶级革命是什么关系。对于躲开反满问题的简单化作法则应当指出:历史如果不是在矛盾混沌中发展,那就会不可思议。

    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

    利益

    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从来没有某种脱离阶级斗争的单纯的民族运动。反满作为一种民族运动,它只能是当时阶级斗争主流里随风起伏的浪波。清代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清初到辛亥革命之前,阶级斗争的主流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反满斗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有不同的阶级内容。

    清政府在全国建立统治权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反满问题和地主阶级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它是从属于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

    其时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暂时趋向缓和,地主阶级内部新旧地主势力之间争夺统治权的矛盾猛烈加剧。满清入关,许多中小地主转向拥护这个新政权,形成地主阶级中反明拥满的一派。清朝的统治就是受到这些中小地主或新兴地主的支持而稳定下来的。拥明反满派地主则在很长一个时间里采取不同的形式相对抗。若干地主知识分子利用儒家学说,特别是发挥“夷夏之防”的春秋大义,宣传仇满思想。有些人利用天地会等秘密结社武装起事,“反清复明”成为天地会的口号就是来源于此。清政府针锋相对,兴文字狱对付反满宣传,用武力镇压会党反抗活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文字狱告一段落,地主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斗争也显著减少。嘉庆年间胡秉耀、丘天泽等在江西奉朱毛俚起事失败,是这种斗争的尾声。地主阶级的反满斗争不是打击、推翻封建统治的问题,而是争的由谁来做皇帝,由哪一派地主当权来维护封建统治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反满运动便不是一种革命运动,虽然反满斗争也有暴露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削弱当权派的意义。

    十九世纪初到这个世纪末年,阶级斗争已经处于另一种形势之下。变化的关键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化,农民革命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各派进一步联合起来抵抗农民革命。反满这面旗子从此成了农民号召群众的旗子。

    嘉庆年间白莲教暴动是农民斗争大爆发的第一声。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十九世纪末年的义和团运动仍是农民战争。反满斗争这时不但是处在农民革命高涨的年代里,而且农民革命对反满问题采取的态度,也正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色。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反满色彩都很淡薄,没有把反对满族作为斗争目标。决定农民革命对反满保持这种态度的,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壁垒分明,对农民来说,唯有地主阶级的存在,地主占有土地,是他深受压迫、剥削的根源。因此,农民反抗的目标是对着地主阶级统治势力,而不是反抗这个势力中的满族或者汉族统治者。农民战争是打击封建统治,推动历史前进的,伴随着农民战争的反满斗争也就具有革命的意义。

    民族运动不是脱离阶级斗争的独立运动,这绝不等于说历史上不存在民族矛盾或民族问题。问题在于:高喊民族矛盾,拒绝揭露它的阶级实质,丝毫也不说明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挂起一层薄薄的帷幕掩盖起了它的真相。清代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反满斗争,如前所述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国内民族矛盾的最后基础是封建制度,到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用超阶级观点看待这种矛盾是错误的,同样地,不承认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这种矛盾也是错误的。有人以为可以用阶级原则理解民族斗争,但是不能用同一原则看待民族感情。民族感情似乎是个猜不透的谜语。其实民族感情或民族恶感,并不是什么天生的东西。它只是长期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矛盾造成的。剥削制度、阶级矛盾消除以后,民族恶感最后也就归于消除。列宁、斯大林一再讲过这个道理。总之,历史告诉我们,有清一代的反满问题,是在不同时间里有不同阶级属性的。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既是旧题目的复习,又是新篇页的加工涂写。

    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翻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献,连篇累牍,轩然赫然的是“排满”两个大字。反满与否,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焦点,反满与否,也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骤然一看,确实这是斗争的关键。

    那么,我们说这时的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何在?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二十世纪开头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发动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单纯的农民战争已经过去。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资产阶级不但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并且发动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当时没有其它社会力量能够卷起这股反满怒涛。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由于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按照客观的需要,它的任务是要打倒两个敌人:其一,打倒帝国主义;其二,打倒封建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两个敌人。为什么要革命?兴中会宣言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写出了非常警醒的词句:“方今列强环列……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发奋,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此沦亡,由兹泯灭”。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回忆说,他自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始决意倾复清廷,创建民国。当时人们要起来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以避免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为出发点的。通俗宣传家陈天华在《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里把为什么反满的道理讲得最为透彻。他一再申述,满清的统治早已名存实亡。现在的朝廷其实是外国人的政府。中国的各种权力都操在外国人手里。只要洋人下个命令,清政府就要立刻奉行。“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人们反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人们只要打倒了满清统治者,就是打击了满清背后的帝国主义者。既要革帝国主义的命,就必须同时革封建主义的命。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同盟会预拟的军政府宣言上明白写着:今天的革命与前代不同,除了推倒满清,“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革命者在这里并没有以反满为最终目的,而是举起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子作为自己反封建的旗子。很重要的是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是一个反封建的纲领。同盟会宣言的作者没有说反满是为了平均地权,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满清政府的统治,这是很明显的。民报第十五号的《悲佃篇》一文里,更直接主张“籍豪富之田”。作者把没收地主土地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即使推倒了清政府,不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民主政治仍是有名无实。作者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土地。从这些基本事实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打倒的两个敌人。当然,对于帝国主义是革命的主要敌人,那时人们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很肤浅。但这只是说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并不是说明反满问题不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或不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全部反满斗争,都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消灭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社会观念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当时一些反满宣传的提倡者,其实也是从阶级矛盾的意义上来理解反满斗争的。蔡元培、章炳麟就是这样。

    蔡元培在1905年发表的《释仇满》一文上说:满人这个名词,是代表特权的记号。满人的特权包括世袭君主,驻防各省和不治生产,靠剥削别人生活。反满就是为了反对这些特权。蔡元培最后指出:西方文化输入以后,种族畛域之见应当有所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章炳麟在民报第二十一号上发表的《排满平议》一文里说:“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为编氓,相从耕牧,是满人者,则岂欲倳刃其腹哉?……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他举出各地革命党人起义和游侠刺客所诛戮的十之八九是汉人为例,说明凡为清政府效劳的汉人也都在排除之列。照这些解释,反满就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反对皇室、官吏、军队代表的统治势力。章炳麟为了强调满汉矛盾,讲得很含糊其词,但归根结底,也还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同志说: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又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②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指出了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的实质。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民主政体、君主政体或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都不过是形式。它的内容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更是反对外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国资产阶级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要紧紧抓住反满这个武器,这表明那时的资产阶级是又革命又软弱。历史上向来是这样:“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③。资产阶级展开炽烈的反满宣传,显然在“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许多革命宣传者并不强调最有光辉的建立共和国和平均地权的思想,而把反满放到第一位,又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们不愿深刻揭露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阶级矛盾,而情愿用反满冲淡和掩饰这种矛盾。

    这个事实也是很重要的:反满革命参加者的内部并非一律。最热中宣传满汉矛盾的是光复会的章炳麟一派。原因是章炳麟等人代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是地主阶级反满派。据章氏对当时革命的解释:“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反满是光复,不是革命。“光复会(原名“复古会”)”的名称就是取义于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则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振兴国体,讲求富强之学。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反满宣传之所以突出,大部分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不过这时的地主阶级反满派是资产阶级化的封建主,是跟资产阶级革命派搭伙的。

    革命者的集中的反满宣传,发生了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加速了清政府的瓦解过程。清政府当时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切黑暗势力的罪恶渊薮。许多人最为关心的不是平均地权,甚至也不是建立中华民国,而是推翻清政府。反满宣传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去参加斗争,并得到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响应。又一方面:模糊了革命斗争的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模糊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主要敌人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对这方面的认识与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区别。革命的方向没有由反满进一步明确指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真正提高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满清政府一旦倒塌,革命势力跟着迅速解体,这是原因之一。 资产阶级的特点、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与工人农民的关系,规定了辛亥革命的面貌和结局

    正因为反满这时是从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从反满问题上就无法找到辛亥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根本原因。

    从同盟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不过六七年工夫,就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翻了。但是,一转眼之间,革命产生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手里,革命派的势力风流云散了。人民照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过着奴隶式的生活。革命宣告了失败!为什么情形会是这样?反满斗争是一个因素,但决非主要的因素。决定整个革命的面貌和结局的是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领导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本身的特点和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群众的关系。

    发动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就资产阶级内部而言,领导这个革命斗争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政治上属于最激进的一翼。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资产阶级形成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官商合办”进至商办,若干地主官僚顺着这条道路变为资本家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一条是少数手工工场主或中小商人开设工厂,由小资产者发展为资本家。因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改良派,他们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只要求实行立宪政体,坚决反对革命。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辛亥革命中的立宪派,都是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是革命派,这些人同封建势力联系较少,有较强的革命要求。从孙中山、杨衢云组织的兴中会到后来的同盟会都一直保持革命派的特色。第二,就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而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清楚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没有感到工人阶级敌对的威胁,对前途有信心。资产阶级这时是处在它的黄金时代。上面两种状况决定资产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革命热情蓬勃高涨的广大群众,来扮演辛亥革命这幕轰轰烈烈的史剧里的一个重要脚色。

    同样地,辛亥革命没有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胜利,以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而结束,又是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它既不敢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决裂,也不敢真正依靠群众。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除了表现为它的经济力量薄弱以外,在革命斗争中突出地表现为它对待农民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敌视农民的态度。

    首先是资产阶级非常轻易的抛弃了自己关于平均地权的诺言,不敢正视农民迫切的土地要求。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宁愿让革命遭受失败,也不敢触动封建势力去向农民求救。辛亥革命的结局就是这样决定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革命敌人那时还很强大。必须看到这一点。但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只有在资产阶级软弱的条件下才能特别显示其力量,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显示力量。资产阶级不敢触动旧制度的基石,迅速与反动势力相妥协,并且抛弃了自己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群众,为反革命压倒革命创造了条件。

    欧洲的历史什么时候也不等于中国的历史。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必然有自己的面貌和特点。一定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向欧洲某个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看齐,那是削足适履。反之,夸大中国的特点,以至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那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

    这里特别要指出:中国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待民族问题的超阶级观点,根源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但是,在论述辛亥革命的时候,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他们这个观点的反动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他们发了许多议论。有说辛亥革命是所谓“反王朝”起义的;有说它是“国家制度的革命”的;有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是全中国人反对满族人的。牛溲马勃,不一而足。他们的调子有别,目的相同,就是否认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否认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没有反帝国主义斗争,当然也就是没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近有个叫做鲍尔斯的美国人,以美国副国务卿的资格大肆编造中国近代史,并着重讲到了辛亥革命这个题目。他说这次革命推翻的封建专制政体,是在中国“内部的腐朽和西方的冲击力量的联合影响下崩溃的”④。什么是“西方的冲击力量”,自然就是鲍尔斯的前辈艾奇逊讲的“西方的影响”。说明白一点,即所谓西方的观念输入中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那一派胡言。艾奇逊、鲍尔斯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讳莫如深,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恰恰也就是帝国主义代言人的观点。其反动本质暴露得何等明显!历史事实和那些帝国主义辩护士的说教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一部中国近代史,在一方面说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最后捣碎了帝国主义瓜分鲸吞中国的迷梦,这个胜利,也是宣告了资产阶级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本文是作者为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写的,本报作了删节,全文将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五期发表)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六六○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五一七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五四页。

    ④鲍尔斯1961年6月11日在华盛顿美国书业协会“国际晚会”上的讲演。*

    

    (原载于1961.10.22《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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