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前后

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提出来,是在1956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事实上,在这之前,“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已由毛泽东分别在1951年和1953年提出来了。

“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承认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多层和多样格局,不是一“花”一“家”的单调形态。只要是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便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者和建设者。“双百方针”,是团结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情感纽带,是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态自由发展的政策依据。只要符合繁荣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这一民族的最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促进和体现社会的进步,就应该纳入先进文化的格局范围。

“双百”方针体现的是一种自信、开放和宽容的文化心态,遵循的是符合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规律。这当然不是说要无为而治、放任自由。承认和允许多层多样的文化形态,并不意味着无原则地调和。这中间自然有分歧,有不同的意见,但只要不越过赞成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底线,便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更重要的是,提出“双百方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作为执政党,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力倡导主流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文化,总是在同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正确的文化的比较、竞赛和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总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实践来证明、丰富和完善的。因此,关键是要拿出比你不赞成的东西更好的文化成果来,显示自己的先进性,只是千万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以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文化学术分歧,则更为不可。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他思考和实践先进文化的历程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但它为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

“丈夫”和“蜜月”引发了风波/毛泽东反问:这篇文章是黄色的?

1957年初,中国新闻社约请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范瑞娟写一篇文章,因文章预备在香港的《大公报》刊载,考虑到读者对象,所以规定了主题是谈谈自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借此向港澳和海外读者介绍新中国戏曲演员的幸福生活和精神面貌。范瑞娟很快就写了出来,起了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大公报》在发表时根据文章的内容和报纸的读者对象,把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

3月24日,上海的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没想到,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人对这篇又是“丈夫”又是“蜜月”的文章看不入眼,很不满意,就写信到报社,认为党报不适宜登这样生活化的文章,应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还有人上纲上线,扣上许多大帽子,提到吓人的高度。报社受到指责,范瑞娟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这时,正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不久,他从3月27日开始,在四天的时间里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和上海作了四场报告,进行动员,在上海的报告中他还充满信心地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4月4日,他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了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领导干部会议,听取有关思想动态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到了范瑞娟的文章和引起的风波。

对范瑞娟,毛泽东并不陌生。1950、1951、1952年范瑞娟三次到北京演出,毛泽东都看了她演的戏,还当面称赞过她的表演有进步。听到这篇文章引发的风波,毛泽东当即插话表示:

“这篇文章是黄色的?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怎么办?党委要给报纸一个方向,让他们按方向自己去办。搞方向就是领导,但不要干涉过多,毛病总是有的。报上登《我的丈夫》,究竟有什么错,难道不是丈夫?你六百万人的上海,二百封信有什么不得了?还有五百多万人没有来信嘛,可见是正确的。”当时正是电影《上甘岭》热映之时,上海、杭州的报纸上每天都有大幅的预告,大概毛泽东看了报纸,才以此为例。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解脱了范瑞娟和她的丈夫陈伯鸿心头的压力,也使刊发文章的报纸从种种责难中得到了解脱。一场由“丈夫”和“蜜月”引发的风波就此结束了。

《人民日报》转发了李汝祺的文章/没人知道是毛泽东拟的标题和按语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仅仅隔了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于5月1日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转发时,不仅加了一个新的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加了这样一段按语:“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的,新标题是毛泽东拟定的,编者按语也是毛泽东撰写的。

李汝祺的这篇文章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出现不同的观点、流派,是很自然的事。但利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压制别的观点,在苏联有过深刻的教训。遗传学领域李森科学派对摩尔根学派的压制就是典型的例子。1948年,李森科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了对摩尔根学派的粗暴批判,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苏联的做法很快传入了中国,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中国的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也采取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压制摩尔根学派,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就因为信奉摩尔根学派而不被允许开设遗传学课程。

这种做法在1950年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当年夏天,毛泽东就对某大学粗暴对待摩尔根学派学者的材料作了批示,认为这样的作风是不健全的,对这所大学的领导要作适当的处理。经过调查,解除了这位领导在大学的职务,并且批评了他对待知识分子和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但在当时的总的背景下,这个纠正还是一个开端,范围和程度都是有限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党内外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说: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他还举了一些例子,包括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的事情。

在毛泽东的讲话推动下,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高教部联合在山东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不同的学派和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可谓各抒己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盛会。这也是双百方针提出后,我们国家为了贯彻落实这个方针而召开的一次影响巨大、效果很好的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也很看重。会后不久,他就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竺可桢,向他了解青岛会议的情况。在竺可桢介绍时,还不停地插话,表示对会议的肯定,并且鼓励竺可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遗传学领域的纠错显示了“百家争鸣”方针对推动科学健康发展的巨大威力。但在党内,对于“双百方针”还有不理解甚至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顾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继续思考如何通过争鸣和交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通过争鸣和交锋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1957年2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双百方针在这个讲话里占有重要的位置。

李汝祺的文章在这种背景下发表出来,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是很自然的事。毛泽东把遗传学领域发生的事件上升到我国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这个简洁明快的提法,不仅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体现了毛泽东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极力推动。

后来,毛泽东又几次约见竺可桢,一直到1974年冬天,在长沙养病的毛泽东还特地嘱托王震路过上海时给竺可桢带了口信,问为什么这几年没有见到竺可桢发表的文章。遗传学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似乎有着特殊重要的分量,也许,这与1956年遗传学领域开了百家争鸣的先河,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吧。

周谷城的观点在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在信中说,“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里,有一封1958年7月28日写给周谷城先生的信,信中写道:“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列论;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这封信的后面,隐含着这样一段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科的教科书是从苏联引进的,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因此成为中国主流的学术观点。1956年,周谷城在《新建设》杂志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对从苏联引进在中国占主流的一个哲学观点,即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看法。周文认为,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这个“主从说”,无疑是对苏联的“高低级说”的一个挑战。

周谷城的文章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毛泽东早就关注到了这场辩论。他是赞同周谷城的观点的。1957年3月20日,他路过上海,停留的时间只有一晚上,就是当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召开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报告。虽然行程匆匆,他还是利用吃晚饭之前的一点空隙,把周谷城约去谈话。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新建设》,对周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回答:“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问:“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解释:“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毛泽东告诉他:“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还鼓励他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后来,毛泽东让人给周寄了几本刊物,还把其中引用周的观点的地方都细心地折了角。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毛泽东对这几篇文章很欣赏,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它们汇编出版。)

与周谷城这次面谈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逻辑学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不仅有周谷城、王方名,还有哲学界的大家如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在不同会议上谈了自己对逻辑学的这场争论的看法。

1958年,周谷城关于逻辑辩论的文章汇集成册,准备出版。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这个情况,并提出了请毛泽东作序的请求。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那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对逻辑问题“无多研究”,是一句谦虚的话。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就对逻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延安时代又花过很大力气研究,曾经创造过一天读93页逻辑学专著(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的读书纪录。解放后还认真读过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对周谷城文章引起的讨论,他更是从头至尾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有自己的观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是,由于他的党和国家领袖的身份,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势必影响到不同意见的发表。在问题还在争论中的情况下,如果他给周谷城的书写了序,等于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这样讨论实际上就要中止了。因此毛泽东才表示:“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婉拒了周谷城的请求。在学术讨论中坚持百家争鸣,是毛泽东的倡导,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致读者

再过几天,就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与专门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合作,从今日起连续五天推出“纪念特刊”,敬请广大读者留意。

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对上个世纪的中国和世界作用都是深刻而久远的,对当代中国也仍然继续发挥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关于这些思想和理论,年长的读者也许知之不确,年轻的读者也许知之不详。我们试图在有限的版面中,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再挖掘,更真实地反映出这些理论和思想的本来面目。

北京青年报 2003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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