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工分布在中国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农民工问题事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农民外出务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形式，同时促进了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机制的形成，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闯出了一条新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直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

中国政府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已经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之一

另一种产业工人

文／国 子

农民工是中国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到处留下他们的足迹。座座高楼，他们一砖一砖建起来；条条马路，他们一下一下清扫出来；所所宾馆饭店、个个加工车间，都洒下他们的汗水。农民工，毫无疑问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过，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收入偏低，还常常被拖欠；他们为城市发展贡献了力量，但生活居住、子女上学却不能和城市职工一样享受城市的便利；因为乡音重点、衣服土点、对城市的了解少点，他们还常常遭遇“白眼”；他们从事着许多又脏、又危险的工作，却往往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农民工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理应得到公平的待遇。这不仅仅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必要措施，也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公平对待，意味着一视同仁。农民在城市务工，也应当和城市的职工一样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当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得到免费的职业介绍，当城市职工的子女走进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农民工不应当只是羡慕地观望。地方政府，特别是输入地政府要转变观念，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公平对待，不是完全照搬，而是政府真真切切地把农民工当作政府的服务管理对象，考虑他们的难处，通过有效的制度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毕竟情况不同，有些政策完全一样并不能收到良好效果，比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这时候，政府应当结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等特点，为他们“量身订做”合适的制度。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农民工问题。2006年的春天，《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这对２亿多农民工来说，如同春风一般温暖。他们在期待更多春的消息。

农民工的声音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所有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农民工办理参加工伤保险手续……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这让来自湖南怀化的农民工毛生平十分高兴，他说说：“这个文件要求单位及时为我们办理工伤保险，真的太重要了。”

他说，出来打工，不可能没病没灾，也不可能干一辈子，我们也常想自己要是得了重病怎么办，出了工伤怎么办，以后老了怎么办。现在，这些事情都上了国务院的文件，是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毛生平很理解：国家一直在关心我们，我们看得出来。前几年我去广东打工，被拖了半年的工资一直没有拿到手。可现在，国家下了好多文件，许多部门又帮着讨工资，拖欠工资的事情明显少起来了。

来自河北的菜农陈军说，现在社会上虽然有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但是培训费用相对高。前段时间一个外来务工者想学做糕点和摄影这两门技术，仅其中的一项培训就要花费半年时间，培训费用5000元至10000元。我们外出打工，就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再让我们交很多钱，对农民工来说根本承担不起。

陈军希望国家“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政策快点落实，都落到实处，让出门在外打工的他们多一些在家的感觉。

国家新出台的文件，给我们打工子弟学校带来的变化可能是翻天覆地的。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校长易本耀深有感触。

他说，过去我们一直背着“非法办学”的包袱四处漂泊，生怕学校随时会被取缔。2003年1月，国家出台文件要求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扶持，适当放宽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不久我们就拿到了民办教育许可证。政府的支持对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

“国家如果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教育用地上给我们支持，我们的近千名学生就不会中断学习了。”易本耀感到很振奋。

易本耀说，农民工的孩子更需要关怀。这个新文件又带给农民工很大的希望，如今，农民工在老家的孩子已经享受到“两免一补”，愿在城市上学的农民工子女也能在同一片阳光下快乐地学习、生活！

地方政府的作为

在农民工聚集数量最多的沿海发达省市，当地政府已开始为农民工建立最低工资、医疗和养老保险、子女就学等各项制度保障。例如，上海已有200多万农民工参加“外来人员综合保险”。在江苏省的许多企业，农民工都像本地人一样参加“五险”。江苏省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章一中说，全市公办学校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目前已有90％以上的农民工的孩子在公办学校读书。

深圳不仅在GDP核算中加入了600万外地来的常住人口，2006年还将其全市350名人大代表中的10名留给了外来务工人员。今年，根据义乌市的实际，浙江省特别给义乌市增加12个“民工”代表名额。

江苏省昆山市实施外来人口的居住工程。最近几年，昆山市政府大力实施外来人集中居住，累计建设了69处上百万平方米的外来人口居住中心，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廉价的、比较优美的生活和居住的环境，这一点对外来人来说是一个很安定，很安稳的家。

昆山的这一举措减轻了农民工的住房成本，如果农民工到老百姓家里去住，一个月至少是一百元以上，甚至两百、三百元，如果住集中的居住中心，大概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就完全可以解决了，七八人住一间房子，大大减轻了他的生活成本。

中国2006年农历新年到来时，留在上海、江苏、广东等地城市里过春节的数十万农民工收到了当地工会组织发放的慰问金和年货。这是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6年1月初宣布的增拨500万元“农民工专项温暖资金”所作出的具体行动。

拨付专项资金给农民工，这在“送温暖”工程开展1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上海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张立群说：“此前，送温暖的对象仅限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困难企业职工，今年将农民工纳入送温暖的范畴，是农民工的地位和待遇逐渐趋同正式的产业工人的具体反映之一。”

《若干意见》的出台，不仅农民工高兴，而且广大农民也高兴，全国人民都高兴。我们坚信，只要各地区、各部门真正把《若干意见》中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之二

将维权进行到底

文／李国文李敏辉

讨回扣压的工资

在北京大兴的一家打工子弟学校，陈玉红在学校厨房忙碌着，一会洗洗这个，一会涮涮那个。学校里老师和孩子们刚吃过饭，陈玉红一会洗完也就准备吃饭了。在校长办公室，她换下工作服，穿着一件质朴的灰色外套，是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大约20岁。

初中毕业的陈玉红家在河南商丘，2005年秋收后跟村里大哥一起出来打工。10月，经介绍陈玉红来到丰台一家新成立小公司做产品销售，说好不包吃住，底薪800元，另有提成。由于公司产品难以打开市场，和同去的姐妹们一样，陈玉红也缺乏与人沟通的经验，三个月下来，她们没有接到多少定单。公司每月只支付基本生活费350元，老板辞退了她们并拒绝支付剩下的底薪450元/月，老板的理由是陈玉红等人没有多少业务，每月销售的产品利润额还不够她们自己生活费。

陈玉红家靠种地为生，父亲体弱多病，18岁弟弟在市里上高中，马上就要参加高考。陈玉红出来打工就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她当时想，自己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花掉了来时所带的钱，还要借钱回老家。那时想起家里就会偷偷地流眼泪。

同村的大哥在外闯荡多年，了解情况后，找到了专为农民工服务的协会组织农友之家，要帮陈玉红及其姐妹们讨回她们应得的底薪。

农友之家出面与公司老板协商未果，协会中志愿者中心的法律专业人士收集了陈玉红等人的工作证和当初签定的简易合同找到丰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监察大队。监察人员与老板谈了半个多小时，之后老板就让陈玉红和姐妹们去领了剩下的工资。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这让纯朴的陈玉红都觉得过意不去，“老板也挺亏的，我们没帮他赚到钱。”

现在的工作是农友之家帮忙找的，虽然工资只有600元，但是包吃包住。陈玉红还是满足自己的工作，“两个月就能给家里寄去1000块钱呢”。

谈及今后的生活，陈玉红说，自己在北京打几年工，希望自己可以供他上上大学。“弟弟大学毕业了，我就回去了。”她慢声道，“这里没有家里过得舒服。”

给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刘守亭，男，现年40岁，现在老家山东省阳谷县开一家眼镜店。

电话打到阳谷县，已是眼镜店老板的刘守亭接过电话，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聊起了他的家庭，他声音时而不时地变得低沉起来。

2004年1月，刘守亭80多岁的父亲去世，家中有年届80的老母。兄弟姊妹6人。大哥，55岁，有一个儿子在北京打工，24岁；大姐，53岁，有一女儿在天津打工，不到20岁；二哥，50岁；三哥，44岁，有些“妻管炎”，与整个家庭的关系都不太好；二姐，43岁；刘守亭则是家里最小的。兄弟姊妹6人家住都相隔不远，都在老家，大概相隔也就七八里。除了三哥外，兄弟姊妹相互间的关系还比较密切。

刘守亭在外打工很多年，2004年2月才来到天津，在北辰区某金属制品厂工作，工种：拔丝。每天工作从８时至20时，工作期间在厂区居住。

2005年1月6日，刘守亭正在进行拔丝工作，他负责小水箱、开坯，在磨头时由于磨头机摆放位置不正确，造成铁丝缠到一号水箱上并同时钩到他脚部，把他带到机头上，由于设备和铁丝的高温将他双手严重烫伤、双腿大面积烫伤、腰部烫伤、同时造成他左肱骨骨折、胸部肋骨多根骨折、胸部大量淤血。后刘守亭被送至北辰医院救治，后又被送至天津第四医院治疗。经过半年多的治疗，仍未痊愈。

2005年1月出事后，出于不想让家人担心原因，刘守亭并没有告诉家人。直到当事人的健康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稳定，而本来打算回家的计划无法实现，自己又无法再隐瞒下去的前提下，当事人通过电话将自己的情况告知了家人。

2005年9月10日，在天津北辰区工会出面联系医院，经天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依据国家标准，定为伤残五级。

2005年10月18日，天津市北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如下：

１、 厂方立即为刘守亭报销工伤医药费14367元5角；

２、 厂方立即为刘守亭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13322元6角；

３、 厂方立即为刘守亭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2566元4角；

４、 厂方为刘守亭安排适当工作或按月发放伤残津贴；

５、 厂方立即为刘守亭支付工伤等级鉴定费300元；

６、 仲裁费260元由厂方支付。

但厂方并没有立即履行裁决，只答应给刘守亭一次性补偿7万元，从此不再管他，刘守亭认为不合理，在天津科技大学找到两个学生志愿者作代理人，准备向法院起诉。厂方得知后，作出让步，除先前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外，一次性补偿8万元。刘守亭最后接受了这个结果。

2005年底，刘守亭的伤势基本痊愈，回到了老家。他再也不能出外干体力活，结束了自己十余年的打工生活。在县城里开了如今的眼镜店，“生意谈不上好坏，勉强能养家糊口就是。”

企业“认账”不“付账”

在北京西郊一个古村落的路口，几个赶马车拉货的农民工拿着刚买的啤酒离开，挂着写有“日杂食品、恕不赊账”纸牌的段记杂货店映入记者的眼帘。老板段元生（按其本人要求，在此使用化名）中等身材、圆圆的脸，总用那不熟练的左手给顾客拿东西、收钱。若不细加注意，看不到他的右手除拇指外，其他4根手指齐刷刷地被截断了。

几年前，段元生从湖北来到北京某五金厂工作，在此之前，他在老家是当地集体企业的技术工人，由于技术经验比较丰富，处于创业阶段的北京老板将段元生请了过来，并许以有吸引力的待遇。段元生应邀来后，一度和厂方合作得很愉快。

2005年3月19日是他永生难忘的不幸日子。那天，机器将他的右手除拇指外的其他4根手指轧断。他被迅速送到医院治疗：但手指已经无法保留，不得不做了切肢手术。

他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手指没有了，一切都完了。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两个孩子，大女儿8岁，小儿子5岁。妻子身体不好，而父母60多岁，年事已高。自己残了，他们怎么办？

不幸使段元生痛苦万分，而老板一改往日的笑容，变得凝重起来，并以生意忙为由，和他接触越来越少，这让段元生感到雪上加霜。

法律服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陪着他跑了4趟，办理工伤认定。几经周折，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结果都出来了，段元生的伤残被评为7级残疾。

评残后，段元生“名正言顺”地向老板提出赔偿，不过老板只同意赔偿2万元。他不同意。

段元生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受理通知，要段元生交受理费20元，预交处理费480元。其间，劳仲委告知其调解不成功。

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了裁决：企业须支付段元生医疗期间工资的不足部分1797.04元，一次性残疾补偿金22140元，一次性工伤辞退费46125元，并负责仲裁受理费、处理费500元。

企业没有提出申诉，仲裁书生效--应该说段元生这场官司打赢了。然而，企业虽“认账”了，却迟迟不“付账”。

7月1日，段元生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执行，要求追回他应得的70562.04元。7月4日，法院受理执行申请。

9月13日，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在法院签订还款计划。还款协议写明：2006年7月前企业要还清全部款项。根据这个计划，段元生拿到了第一笔赔偿大约1万元。直到此时，段元生才有一点勇气面向家人。

回到家里，父母老泪纵横，两个孩子流泪了。不过，妻子却显得令人吃惊的平静，没有哭。

切肢后，从事多年的技术活再也干不了，段元生以收到的第一笔赔偿金，在京郊的出租屋开了段记杂货店，开始人生的第二次征程。

当记者问他“若赔偿金万一不能按时付清，你怎么办”，段元生看了看柜台上的账本，沉默了一会，答道：“我还要找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链接：

农民工碰到权益纠纷最简单的程序是：

1、向当地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请求前来调查；

2、如果监察大队没来的话，就向劳动局申诉，写出书面材料；

3、向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要求仲裁；

4、对仲裁结果不服的，向人民法院起诉。

监察和仲裁受理案件范围存在交叉。对于监察和监察相互交叉的范围，劳动者可以选择仲裁申诉或监察举报。各级政府劳动监察和仲裁的办公地大都就在同一办公场所办公，或者相距很近。所以，劳动者在仲裁申诉时或在监察举报时可以就具体争议内容咨询了解，以便合理选择是采取仲裁申诉形式，还是采取监察举报形式来解决问题。劳动纠纷案件必须得经过劳动仲裁才能到法院起诉，不然法院是不受理的。

之三

“家”在北京 人在旅途

本刊记者李国文

在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社区的一排排平房里，租住着很多在京务工的农民工，有些甚至在京多年了，从事装饰装修的钱志仁（应本人要求此用化名）就是其中之一，钱先生来北京有15年。

肖家河社区的一个十几平米的平房，就是钱志仁一家生活起居的场所，做饭在院子里。靠里墙一张大床旁有张小床，中间用帘子隔开，是10岁女儿的。在摆满电视、衣柜、冰箱、写字台之后，剩下的空间在吃饭时，可放一张折叠桌，一家人围坐着吃饭。

钱志仁老家在湖北黄岗的一个山村里，兄妹5个，他排行老四，哥哥和弟弟都出外不在家。快70岁的老人身边没个人照顾，只是两个姐姐常回来看看。10多年了，才回去不到5次，这让钱志仁心里很是过意不去，钱先生说：“爸妈年纪也大了，自己手头也宽裕点了，今后是该常回去看看。”妻子，姓王，与钱志仁是同一个乡镇的，是到了北京才相爱结合的。为了孩子，她10多年没有去找工作。

钱志仁的女儿嘟嘟（乳名）从小就在肖家河长大，回老家探亲不过四五次，钱志仁夫妇没有刻意去教她老家的话，对于平时父母的对话，嘟嘟只能听懂一点，更不会讲了。每次回老家嘟嘟都是一口的普通话，前几年老家的亲戚朋友问起来，幼小的嘟嘟都充满自豪地说，“我家在北京”。

“那时北京家庭还没兴装修呢”

1991年来北京之前，高中毕业的钱志仁在武汉学两年木工。钱志仁跟几个老乡一起来北京的时候，那时北京普通老百姓家还没有什么家居装修的概念，那时不过就是在胡同口上摆个小摊，有人要在家里修个门窗，打个柜子什么的才会找到他们。那个时候，社会上也没有什么装修公司。

谈起当初，钱志仁颇为兴奋，“北京三环还没修好呢，我有一个石匠老乡就修过三环。好家伙，十几年的时间，三环、四环、五环，一圈圈地变大，现在六环都修上了。”说起北京的变化，言语不多的钱先生滔滔不绝：“知春里那片当时还是树林，很多地方原来都是荒地，矮矮的平房，现在变化太大了。肖家河这块原来只有362路公交车穿过当时窄小的土路，通往城里，路上也没有路灯，妻子晚一点回来都害怕。”

到了1996年，普通家庭才慢慢地兴起了家居装修，私人购买商品房的也多起来了。当时普通家庭也是请钱志仁几个凑一块，组成一个临时装修队。直到2000年，才逐渐有了装修公司。2000-2003年，是活儿最多、最好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市场并不成熟，除了工钱之外，装修队还有些利润空间。而如今，装修的家庭多了，装修公司也多了，竞争非常大，钱志仁的装修队几乎就没什么利润了，就是落个工钱。

钱志仁如今在的那个装修公司的老板，是个老北京人，1995年，在一个工地上认识的，当时老板是一个房地产公司的监工，2000年装修热起来之后他就出来单干，让钱志仁他们十几个熟练的老乡组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装修队。

“大家都没有这种概念”

对于日前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钱志仁也是有所耳闻。有些北京市政府之前就做了，有的正在着手做，而很多是他原本不敢奢望的。他很高兴这个政策的出台，也期待着它的逐渐落实。

钱志仁及做装修的老乡都很少碰到拖欠工钱的，个体家庭不存在拖欠公司的，他们装修队都是公司按当初报的工钱给的，所以这么多年都很少碰到领不到工钱的。当然，钱志仁说，直接在建筑工地上做事的老乡有过这种情况。在室内做装饰装修倒是挺安全，只是有些味道。“工伤保险对于他们（建筑工）倒是很重要，不过除非在大的建筑公司，一般的小公司或者是包工头都不给办。” 钱志仁说，“什么医疗保险、养老保障什么的，一直就没有，大家都没有这种概念。”

农民工进城打工一般都是亲戚或者同村人带出来的，“他们在家就是木匠、石匠或瓦工，进城里来，时间长了就更熟练了。”就业信息、就业培训等对于他们来说就根本就没有，钱志仁就从村里带过几个出来一起做装修。

谈起今后的发展， “以后还得学点东西，装修这活越来越需要高科技了。”钱志仁说，“不管怎样，不可能再回老家去了。十多年了，回老家连农活都不会了。”当初高中毕业的钱志仁对于农活就只会一些。钱志仁一家三口在老家至今仍有好几亩地，但从来都是他父亲帮着转给别人种。这些年政策好，大家种地的积极性提高了，前些年地都没人愿意种。

“一切都为了孩子”

钱志仁女儿嘟嘟从小就是跟当地的孩子一样在附近上的幼儿园，后来小学也在离家一所不远的公办小学上的，一个学期也就多交几百元借读费，最近几年借读费越来越少了。“相对这几年花在女儿身上的，这点钱算不上什么。”王女士补充着。

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为了不使女儿在英语、兴趣爱好各方面落后，钱志仁夫妇给孩子在人民大学那边的巨人学校报了好几个辅导班，平时主要是英语和舞蹈，暑假还报了开发智力的“华数班”（华罗庚数学培训班），每个班一个学期18-20次课就要近2000元。孩子还小，每次都是母亲陪着她去上的辅导班。“课堂上都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听课，不但孩子辛苦，连做做妈妈的都辛苦。” 王女士很无奈地说。那些在学校得到老师们认可的好学生，都是报了各种辅导班的。

可能由于家庭的原因，嘟嘟平时很用功，每天早早地回来就趴在写字台上写作业，学校的作业不多，倒是辅导班的作业很多，所以嘟嘟玩的时间也就比较少。嘟嘟的成绩在学校一直都很优秀，这让钱志仁夫妇感到很欣慰。“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积攒下什么钱买套房子，都是为了培养这孩子。”钱志仁说。

由于嘟嘟在学校、在区里都没有档案，所以虽说学习很优秀，还是碰到些不一样的待遇。“去年学校组织一次长跑比赛，我家嘟嘟跑得最快，却没被选上参加区里的比赛，说是电脑系统里没有她的名字。”王女士平静地说，“孩子在旁边，其他的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最让他们夫妇俩担心的不是女儿平时碰到一些不公平的事，而是两年后，女儿要升中学。回老家去读中学，那是不可能的，女儿根本无法适应；在这边找个打工子弟学校，可教学质量差得太远了，钱志仁夫妇这么多年为女儿的付出就会白费了；如果继续读公办的中学，除了借读费之外，至少几万的赞助费实在让他们头疼。当然在公办的中学上学，还得有个前提，就是嘟嘟有资格去参加北京市统一的中考（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再往远的想，钱志仁夫妇还担心今后嘟嘟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大学统一资格考试），要回到老家去高考，中学的很多教材都不一样，各省的高考试卷也不一样，女儿回去高考肯定没有竞争力。

让与钱志仁一起来北京的老乡不明白的是，钱志仁这样拼死拼活的不就是为了女儿将来考个大学么？“按他们的观念，女孩最终都是别人的，在哪不是一样读书。” 钱志仁说，如今他们镇上有十多个老乡在这边从事装饰装修，各种工种的都有，他们的孩子有的还在老家上学，有几个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

钱志仁夫妇要是跟老乡们一样，前两年就能在昌平买套房子了，那时昌平的房子还便宜。“房子我们根本就不考虑，我们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们做的一切都是让她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王女士说。

为了给女儿跟城里人一样的教育环境，钱志仁一家从没有出外旅行过，外出旅游“还不如回老家呢，那里的山比哪里的山都美，那里的水比哪里的水都清、都甜。”不过，只要钱志仁有空，他们周末还是会带女儿在市内到处去玩玩的，这些年北京的景点、公园、少年宫等去过的都不少。

看得出来，嘟嘟已经完全适应、习惯在北京生活了，这儿就是她的家。对于她来说，几千里之外的那个户口所在的“家”给她的感觉只是慈祥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清新的空气、阶梯式的稻田和山村泥泞的小路而已。

当然，她那幼小的心灵还需要全社会的呵护，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尽量不让户籍、档案、资格等去触及那幼小的心灵。

让嘟嘟那句“我家在北京”成为现实。

之四

“善待员工，企业别无选择”

李敏辉

天津这家年出口1000多万美元的私营成衣制造工厂（以下称T厂）距北京约两小时车程，位于渤海湾的边缘，他们不受贸易战的影响，他们的产品在美国卖得很火，他们的员工士气很高。

T厂成功的秘密其实相当简单--善待员工。

1998年，在订货方的要求下，T厂不得不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现在，这种不自觉的选择已转变为自觉选择。

“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

4月3日，数千平方米的车间内，巨大的风扇在不停地转动，稍稍隔绝了室外摄氏35度的高温，数百工人在流行歌曲声中埋首操作缝纫机，并没有注意到记者的到来。

从外观来看，这家小小的、看上去还比较简陋的工厂并不能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1万多平方米的厂区内，大部分是生产车间，小部分是绿地，看上去整齐洁净，井然有序，是沿海开发区一个典型的工厂。略显不同的是这里有篮球架、图书馆，还有一个医务室，员工的洗手间洁净而没有异味。

工厂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流水作业。总经理周先生承认，现代化的流水线还只是有待实现的梦想。同那些大工厂不同，这里的工人也没有统一的制服，只被要求在车间内换上拖鞋。

这个工厂追求实际的一面还表现在董事长没有豪华的办公室，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公室，来工厂时只在会议室就坐；而总经理就像其他普通行政人员一样用一张简单的办公桌。

引人注目的是墙上张贴着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防火图示和公司的《行为准则》，这在许多私营企业中不太多见。

“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周总说。

工厂的秘密其实相当简单：他们善待员工。记者感觉这里的民工脸上笑容更多、更自然一些。

30岁的四川籍员工丁建国说，最初听到朋友说，这家工厂工资不从不拖欠，而且加班费很高，“我有些不相信”，来到工厂后，发觉不仅如此，“厂长们没有架子，我们整体受尊重，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如果工厂按现在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丁建国说他愿意长期呆下来。

从不自觉到自觉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耐克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爆出了虐待员工的丑闻，导致耐克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危机漩涡。在这期间，它遭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民间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等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攻击和抵制，并被工会起诉，使得耐克这个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品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许多市场份额。

为了尽快从灾难中脱身，或避免类似风险，耐克、阿迪达斯等众多跨国公司开始对供应链实施社会责任管理，他们公布了自己的业务准则和道德规范，大多数公司的行为准则中都承诺：要保护劳工的基本权利。

这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跨国公司而言则是“万般无奈的选择”。为了避免法律诉讼或消费者抵制，一些公司开始加大了管理的人性化进程。

这些变化通过订单改变了劳工的处境。

在此背景下，1998年，T厂开始接受美国某知名休闲服品牌的订单，同时，不得不接受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订货方要求：供应商不许雇用童工；应该符合最低工资标准；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歧视、虐待员工；员工享有表达意见的权利等。

“起初，我们是不自觉的，不很情愿地执行这些东西。”T厂董事长黄先生说。但为了订单，他也只能接受。

黄董坦率地说：“企业如果没有利益，是不会推动社会责任的。”从创业至今，T厂面临的是竞争的加强和利润率的降低。

这些年中，订货方的加工单价下降了30％，而T厂在工人身上的投入上升了30％--工厂为每个员工购买意外伤害的商业保险、组织他们参与各种培训，现在，每个月T厂给工人的福利补贴达到每人380元。考虑到工人每月工资为1000元(8小时工作)，这样的补贴确实可观。

利润下降时，更多的私营企业选择从工人身上补回损失---或增加劳动时间，或克扣拖欠工资，T厂却增加对工人的支出，这样的方式多少让人费解。

黄董说，“如果我们改变对工人的态度，不仅工人会走，订单也会走。这样做等于自杀。”

实际上，尽管利润率在逐年下降，T厂却在稳步发展：企业资产从20余万元增加到数百万元，每年出口额已经达到1000多万美元。

对待社会责任，T厂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选择。

“我们也要对社会有责任”

梅美是T厂的缝纫高手，她同时还有一个身分--员工委员会代表。前年10月，作为工人与管理层联合培训项目的一个内容，T厂成立员工委员会，作为管理层和工人的沟通平台，代表由工人投票选出。风风火火、好打抱不平的梅美被选上。

两个月后，东南亚发生海啸，她提议捐款，被大家通过。至今梅美依然难忘当时的感受：“我18岁出门打工，这么多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对人生也看得透彻了，但那一瞬间，感到自己有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在关心我们民工，我们也要对社会有责任。”梅美说。

捐款让周总感动，“钱不多，只有不到2000元，但这是他们的心意”。他感慨地说：“中国的民工不仅仅需要提高工资，改善福利，他们更需要得到尊重，渴望体现自身价值。”

他说：“我们只是先走了一步，其他工厂正在赶上来。不这么做的工厂将来可能没有立足之地了，至少没有工人愿意为他们工作。”

周总的判断是--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所得要超过付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这也是值得选择的策略。”

他认为，构建和谐是必须要做的，“我们已经处在十字路口，善待员工，企业别无选择，能不能改变过去对待工人的方式，关系到企业的未来。”

供稿：《今日中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