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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老师才是称职的好老师?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5 月26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在现行的中国大部分高校的教师评价指标中,教师发表论文的数量是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指标。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刊登论文刊物的档次,论文获过那一类何等奖项,成了教师职称晋升的硬指标,而评价教师教学成果最重要的指标是课时数,教学效果好坏几乎对教师职称的晋升没有什么影响。这种普遍现象导致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教学不感兴趣,而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和论文写作中,甚至为评职称而炮制“论文”。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一位教师,57岁,3月12日死于肺癌。据报道,晏老师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的电路课,在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学生称他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他去世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

报道说,晏才宏对教学工作那样投入,他爱吃肉,时常玩笑说:“学生满意我的课,比吃猪蹄还香。”

晏才宏生前说过,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之。由于没有对外发表过论文,晏去世时职称是个讲师。

最近,晏的故事引起了人们对当前评职称唯论文论现象的思考和争议。有人认为,晏老师的言行在校园里显得 “不合时宜”。也有人认为不是晏才宏“不合时宜”,而是当前浮躁之风盛行的校园里的老师职称评定惟论文论“不合时宜”。

会教学的才是好老师

自由撰稿人王继武:如果可以按照特长将教师分为教学型、研究型甚至产业型的话,那么对于一所以培养人才为主要功能的高校来说,最需要什么型的教师?按照常理,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毋庸置疑,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毋庸置疑的答案却和实际情况相差甚大。

熟知晏老师的同事都说,他学风特别严谨,而非科研无能,其最让人敬佩的是淡泊名利的洒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说,作为讲师我问心无愧。以此来看,人们为晏老师打抱不平肯定背离了他生前的淡泊选择,但由社会良知而引发的争议却不得不让人深思,尽管晏老师生前的境况作为个例在当今高校并不多见,但造成这种境况的根源,即现行的教师评价制度的不尽科学合理,却在我们的高校中并非个例。

在我国大部分高校现行的教师评价指标中注重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目前已造成很多弊端,由于学校以论文数量作为教师职称晋升的主要指标,导致相当一部分教师对教学不感兴趣,而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科研和论文写作中,甚至为评职称而炮制“论文”,这已成为今日高校一个普遍现象。

高等教育兼有传授知识和知识创新的双重功能,应该说鼓励教师进行研究创新,强调科研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教学和科研中谁该处于第一位,这个问题经过多年辩论,目前已基本达成共识,既然是一所大学,其宗旨就决定了教学理应也必须是第一位的,否则其与研究院所有何两样。

既然教学为本已成共识,目前高校普遍实行的重科研轻教学的做法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社会对一所高校综合实力评价最主要的指标来看,教授的数量、重点学科的数量、重点实验室的数量、博士点数、硕士点数、科研经费、论文获奖、学校排名都与科研和论文紧紧挂钩,而教学效果评价却鲜有硬指标。可见需要改革的并不只限于高校自身,更需要的是上级主管部门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使高校“返璞归真”,使高校在突出教学本位的同时,教学、科研双重功能相辅相承。

社会评价机制与大学宗旨间的错位不应成为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借口,因为从长远来看,大学间的竞争最关键的因素是学生的培养质量。因此,对所有的高校而言,要生存,要发展,更需要的是教学型教师。

善于科研和善于教书的都应该是好老师

《中国青年报》尹保山:从世俗眼光看,晏老师不能算功成名就,从教几十年仅有个“讲师”职称,这在以论文论实力、以科研为要务的大学校园显然属于“弱势”一族。然而,晏老师生前深得学生欢迎,死后深受世人敬仰,这决非一般高校教师可以比拟。晏老师被人认为“另类”,他一心从事教学却甚少关注科研,与重科研轻教学的“大学氛围”显得格格不入。晏老师没取得学校认同,却得到了学生的一致认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重科研轻教学,对教师实行以发表论文多少为基础的职称考核机制,而对老师的教学水平则较少关注,于是导致相当部分教师在科研方面呕心沥血而教学却一带而过。应该说,强调科研本身没有错,提高科研实力是高校提高自身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问题的关键是:高校不但承担科研任务,同样担负教书育人的职责。教学和科研都是高校的功能,偏重任何一方都有违创办高校的本意。

近年来,高校也逐步意识到教学的重要性。已故数学大师陈省身以90高龄坐在轮椅上给本科生上课,至今为人们所传颂。另外,为改变教授忙于科研无暇教学的状况,一些高校还出台了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硬性规定。如清华规定教师不给本科上课不能当教授;广州大学规定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可能“下课”;教育部长周济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强调,教授为本科学生上课要作为一项基本制度。

每每听到某教师以多么强劲的科研实力破格晋升教授,某教师年纪轻轻就撰写出高质量论文荣获国际大奖,我们会异常激动且自豪。而在上海交通大学,晏才宏老师深入浅出、旁征博引、寓教于乐,以一杯清茶、一枝粉笔在三尺讲台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和真心怀念,这样的教学型大师同样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高校既要科研又要教学,当我们景仰科研大师的时候,也期待出现更多像晏才宏这样的教学大师。

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现在职称的评定不但主要看科研成果,而且评定标准已经完全量化了,并不注重论文专著的质量如何,而只机械性地看数量,所以评定起来很容易,出毛病也很容易。

要根本克服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毛病,除了加强道德教育,恐怕还要改善职称评定标准。人的才能是有所偏向的,有些人擅长科研,有些人擅长教学。如陈景润据说并不长于教学,如果硬要他做一名普通的、只教书的老师,说不定他就会没有后来的成就。但倒过来,有的人只擅长教学,那么只要教学好,也应给予高级职称。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制定比较详细的教学水平评定标准,以鼓励辛苦教学而且有成就的教师?

其实,论文质量的评定也应有一定标准,不要只计数量,不问质量。而且要提倡多写论文少写专著,能用论文说清的问题,不必写成一部大书。前辈学者有许多人尽其一生都没有专著行世,甚至论文数量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轻学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在学术史与教育史上的地位。

教书好也可以论文写得好

自由撰稿人陆高峰:对于晏老师未评上副教授这件事应理性看待,至于有人借机鼓吹取消论文更是因噎废食。发表论文与职称评审挂钩虽然有它的不合理之处,可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假如职称不与论文挂钩,那么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些既没有教学水平,也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很可能通过投机取巧,拉关系走后门等歪门邪道而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到那时,不仅晏老师等兢兢业业教书授业的老师难评副教授,恐怕那些既有科研能力又有教学水平的人,也会在职称评选中因为缺少“活动能力”而被拒之门外。如此结局,肯定是那些高呼取消论文的人士也不愿看到的。

其实,每一项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如人意之处。当某项制度出现问题时,只要还有积极的成分在起作用,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完善它,而不是不顾客观地轻易废除它。虽然,现在有不少人为了评职称而用剽窃、拉关系、花钱买、雇“枪手”等不正当的方式发表论文,也有不少学术刊物,自降身价,只要给钱,不论论文质量好坏一概来者不拒,但是,出现这些不正当现象关键是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严格对学术刊物的管理,而不是因噎废食式地将论文“一棍子打死”。论文作为一项科研成果的总结,是国际上一贯通行的做法,其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我们曾经引以为荣的陈景润、李四光,还有现在的杨振宁等科学家,他们之所以在世界上有一定的知名度,还不都是通过论文与国际对话的吗?假如,他们因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因为没有发表论文而至死没有评上副教授就高呼取消论文,那么,我们今后有了学术成果还怎么交流,我们的科研人员又怎样走向世界?论文于职称挂钩的直接好处就是可以鼓励教学科研人员多发论文,而这又是建立在多做研究、多交流、多出成果基础之上的。

晏老师至死没评上副教授这件事来看,这里面既有论文作为“杠杠”的限制作用,也不乏晏老师的个人偏执心理在作怪。以他长期在教学第一线的丰富教学经验和水平,按理说,写出几篇“像样”的教学经验论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是,他过于高估了论文的难度和高度。一些高水平的论文是要有“突破性的创见”,但是,很多用来评职称的论文只要有“一般性的创见”即可,而不必刻意求“突破”。至于,“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更有一番自命清高的成分在内,要知道虽然一些人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不值称道,但是,为评职称而“写”论文的做法却是人之常情,不必刻意指责。

可见,对于优秀教师因为没有论文而没评上副教授这件事,我们应该理性分析,我们既不能因之而全盘否定论文的价值,也不能不分析这位老师自身偏执和清高的自身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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