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演讲。胡老师今天结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一些成果，给我们具体介绍了“十二五”的一些情况，也提出了“十三五”的一些发展目标建议，给我们从各个层面描绘了“十三五”非常生动的图景，还提出来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非常生动的概念使得这个大战略，虽然是大战略，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下面进入到提问环节，时间有限，只有半个小时，请大家积极踊跃的提问。中国经济网记者：目前三期叠加以及国内外形势，这种压力下稳增长压力比较大，我们要实现稳增长会不会使一些既定的改革目标搁置或者暂缓，你刚才展望了一下“十三五”，未来的增长点和新的动力能不能详细的解读一下？
胡鞍钢：我对中国经济动力已经解读了，就是中国的“五化同步”，现在又加了一“化”，就是绿色化，是指绿色要素不断投资、强化、扩散应用过程，生态资本从负资产转向正资产、从赤字转向盈余的过程。绿色化是体现在“五化”的全过程中，可以说是“六化”。
这些经济增长点是每天每日都在发生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年突破4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如果不是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铁也包括飞机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达到这一规模的。乘飞机的旅客，去年是3.9亿人次，今年肯定是突破4亿多人次，是4.5亿人次还是4.7亿人次说不清楚，但是都和“五化”是相关的。当中国人开始旅游了，特别是当中国人又跑到国外去旅游了，其实已经在影响全世界。一个多礼拜以前，国外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游客在影响和改变世界”。对这个增长来源和动力我们并不担心，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又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那种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内部的或外部的冲击，就像这一次股市波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冲击。我们能不能有效的去抵御这一点，这是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研究和讨论。
此外来看，刚才你说的确实国际上非常关注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五月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访问，人家有专门的团队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包括中国金融，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他们也是看好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今年4月份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他们已经在预测到2018年。当然它的预测更多的不是基于汇率法，而是基于购买力评价方法。像去年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已经达到了占全球比重的16.3%，而美国是16.1%，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任何表现都会对全球产生极大影响。所以我们也在研究，因为明年就在杭州西湖要召开G20会议，中国能不能拿出中国增长的方案，中国增长的方案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对全球的贸易增长，对全球的旅游增长，对全球的投资增长的中国方案。因为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这一点对全球也是产生的极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讨论“十三五”规划和十几年前讨论“十五”计划，或者“十一五”计划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处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中国已经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发动机，也是当之无愧的。但同时你就要约束自己的增长方式，你不能随便这么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包括污水，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你必须要自律，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或者是绿色发展这样的思路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率7%一下来了，整个节能减排的指标都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可能除了“九五”计划以外，这次“十二五”是节能减排指标执行最好的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这种关系总书记讲得比较清楚，现在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来看，因为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新京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因为您是“十三五”编制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我想关于编制，其中哪些问题专家关注得特别多，哪一个或者某几个问题专家之间的分歧比较大。
第二个问题是国企改革，因为目前国企改革都在传言央企合并，今天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董事长要互换，又引发了这个猜测，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之前提到民营资本进入，但是今年以来提得又比较少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合并和民营资本的发展问题？
胡鞍钢：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五年规划前面我已经讲了，它是一个民主到集中，再民主到集中，从发散到共识，再发散再共识，因此实际上每一个核心观点，包括我们前面谈到每一个核心的指标，包括重大的措施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它形成这个机制以后，就会取得我们称之为更多的共识，因为有些意见是不同的，真正形成决策的时候是选取和采用共识的那部分，这就和你第二个问题相关联了。
因为改革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能够在某些共识的方面取得共识以后，就会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只是国企改革。另外来看，在全世界，其实企业制度都比较简单，就是合伙人制，然后就是公司制，但是中国的体制不一样，按不同的所有制分类大约有十几种企业制度安排，就是国有还有国有控股和国有非控股等等一系列的企业制度。这个我们称之为经济生态，你想想十几种企业制度，国际上都搞不清楚，为什么马云的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不了，就发现你这个制度我这没有规定，类似的情况很多。因此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国情复杂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经济生态，因此就会有不同的企业制度，也就有不同的模式。所以只是说国企改革就不够了，可能还要具体分类，所以笼统地说不够深化，当然这个要专门研究。
至于专家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有争论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经济增长率，这算是比较核心的指标，就光这个指标就很多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专家的视角与领导人、决策者最终的视角不一样。上一次“十一五”规划内部讨论这个指标时，我们大多数专家的建议都是7.5%，最后的结果是7%，中央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的趋势，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这7%等于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定了一个底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更加强调的不仅是技术可行性，还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所以应该多方面的角度来讨论。
另外来看，上一次“十二五”规划在提出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时，我们建议都减少10%，后来环保部提出来有的减少8%，有的减少10%，现在实践下来以后，那些减少8%的指标都超过10%以上，这就说明制定指标的时候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实际结果是不是达到。当时我们有很大争议，我坚持10%，他们（环保部）认为我们做不到，只能8%，最后的结果是超过10%了。所以争议是很正常的，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有效机制，使得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不仅共识以后，还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一个重要的方针。
中国网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实现2020的目标，在“十三五”这个计划当中，哪些风险是我们最需要防范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与2020年的目标有关系，刚才目标中提到城镇化率必须要达到5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
胡鞍钢：那是以前提的目标，十六大报告提的是50%，十七大报告是60%。这次我们没有提城镇化率，这次提到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因为我们估计今年会达到37.5%。从37.5%提高到45%，大约提高7.5个百分点。
中国网记者：要达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不能把农民工进城就简简单单当城镇化了，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胡鞍钢：实际上这个指标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最核心的指标，而且就这个指标专门有各项的政策，特大城市是什么样，大城市是什么样，中等城市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广东现在已经开始设计了，实施方案已经出来的，广东有最多的外来人口，也为广东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相当大的劳动就业机会，今天有资格在世界上堪称大经济体的，我认为就是广东，为什么呢？广东去年的GDP超过1万亿美元，什么概念？是中国2001年的GDP总量，也相当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经济总量。所以它的任何一个措施、地方创新，都会为其他地区创新提供经验。当然现在比较难的是北京、上海，大家都愿意去北京上海，它可能会区别对待，分不同的类型。这类问题我们也有所考虑，实际上会在专门的规划中给具体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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