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什干峰会为上海合作组织注入新活力 
许涛

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17日上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举行,由于这次峰会不仅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后举行的第四次峰会,而且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结束初创阶段、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后的首次峰会,因此备受各国媒体关注。在这次峰会上,六成员国元首签署了《塔什干宣言》等十个重要文件,并一致同意接受蒙古成为该组织观察员,这些成果无疑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在下一阶段中合作发展的重要动力。

深化安全合作

众所周知,安全领域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至今也是各成员国继续推动区域合作的最主要的领域之一。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前期历史,实际上是各成员国在安全领域中合作的不断扩大和不断深入的过程。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因原苏联权力中心消失而生成和膨胀起来的各种地区性因素异常活跃,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武器扩散等有组织犯罪问题,伴随着各国经济形势的下滑和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化,成为影响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早在1998年“上海五国”《阿拉木图宣言》中,就将“采取措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合作原则提出。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时,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一并共同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更体现了这一新生区域合作组织的基本任务。

当“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开始将恐怖主义作为新世纪公害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已经形成了合作打击地区内恐怖主义的重要共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加剧了地区反恐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使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开始对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反恐策略的制定有了更加深刻的思索。尽管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在全球以不同的形式频频发生,但其毕竟是各地区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综合表现。根除恐怖主义继续为患的最终出路,必是清除不断滋生极端主义的社会土壤。忽略了这一点的代价,恰恰是2003、2004年恐怖主义活动又呈上升趋势的现实。

针对恐怖主义产生的特性,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开始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安全合作为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探索出路。在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在讨论以反恐为中心的区域安全问题时,已将打击毒品犯罪、与贫困和愚昧作斗争、创造不同民族和宗教和睦对话环境等社会综合要素与反恐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2004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开始启动地区反恐机构,该机构的执委会又于塔什干峰会时期正式开始工作,将以其更广泛的领域、更具体的方式、更有效的工作将地区安全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落实经济合作

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地区经济格局处在断裂、停滞和蜕变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摆脱了下滑,开始进入缓慢恢复阶段。但历史形成的产业布局不合理,迫使刚刚走出休克的各国经济又不得不背上重建国家经济体系和推动社会经济转轨的历史负担。欧亚腹地相对封闭和自然地理结构对地区经济步入现代发展阶段形成的先天性束缚,明确地要求各国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面前,及时选择一条外向型的经济振兴之路,并在利益相关的国际政治经济主体之间营造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兄弟分开”的互补、互利、互助的区域经济合作空间。

不论是俄罗斯制定的开发远东计划,还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不论是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富国战略,还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对共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并且普遍予以了高度的期望。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上海合作组织在国家间政治互信、地区性安全保障方面优先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成果,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合作在经济领域中有效展开已是各国政府的共识。而如何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舞台,各成员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在目前面临的首要任务,绝不仅仅是组织一两个具体的经济合作项目,而是要运用其已经确立起来的权威性、制度性力量着手解决阻碍各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贸合作的共性问题。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律性障碍,如各国间的关税壁垒、双重征税政策等;二是技术性障碍,如交通、交易设施的老化和缺乏;三是制度性障碍,如各国不同程度存在的官员腐败、机构低效、寡头经济、缺少法规等问题,严重制约着良好区域经济环境的形成。

充分运用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搭建起来的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国家元首峰会、总理会晤、主管部长会晤等不同层面的协商合作,以解决地区安全合作的积极精神与负责态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领域。2001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首次成员国总理会晤即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在2003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总理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晤时,各国总理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这些文件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合作的优先领域及具体实施步骤等做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提出了20年内实现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的远景规划。胡锦涛主席近日指出,塔什干峰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切实落实此前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的各项合作文件和协议,在经济合作方面,关键是落实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尽快启动已经建立的专家工作组的工作,为六国开展经济合作开展更为方便的条件。

推动人文合作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中亚地区又是历史上几个不同质的文化区相邻地带。历史上,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都在这里相遇、碰撞、交叉、共存,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民族和文化的多元特色最突出的地区之一。冷战结束后,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前提下的冲突可能性大大下降,但不同质文化间差异、矛盾却成为一些本地和国际政治势力有意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属于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俄罗斯有130多个民族,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民族,吉尔吉斯斯坦有80多个民族),民族和睦、文化繁荣与各国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且,由于欧亚民族发展的历史特性,许多民族跨界而居,使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属性在这一区域的特定环境下已超出了国家、甚至地区的范畴。

苏东阵营瓦解时,原有民族关系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安全危机深刻影响着各国内部的政治稳定,甚至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安宁。建立区域内各国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各民族居民之间的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相互了解的渠道,不仅有益于多元文化和谐发展与繁荣,而且在人们用“文明冲突”解释着冷战后每一场重大国际冲突的今天,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已经让世界各国看到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曾经被西方舆论界预言为“第二个巴尔干”的中亚地区努力形成了良好的国家关系,各国领导层、议会、执法部门间分别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协商、合作机制。鉴于不同民族间社会发展模式的极大差异,以及基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统,上海合作组织还将致力于推动各成员国在人文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使地区稳定、繁荣的基础更加广泛、扎实,并从中探索出对整个人类解决不同文化在新世纪共存、共荣具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内容。

当然,恰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进程并不一帆风顺一样,塔什干峰会也不可能解决其面临的所有问题。然而,只要上海合作组织在各成员国共同关注的合作领域中健康发展,它所取得的任何一项成果都将是对“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上海精神的最好诠释和示范。

(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网 200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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