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中巴建交55周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2月19日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回顾过去55周年，中巴关系是经过长时间考验、少有利益冲突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稳定且值得依赖的亲密伙伴。真诚、友好和“全天候”的中巴友谊已深深扎根于中巴人民中间，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睦邻友好的典范。冷战期间，中巴战略合作十分默契；冷战结束后，中巴两国关系更是进入了全面合作、持续发展的新阶段。200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正式签署《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巴关系的特性

中国是巴基斯坦外交的重要依托，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亲密战略伙伴。综观半个多世纪来中巴关系的发展，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如下特性：

一是稳定性。中巴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历代领导人为培育和发展双边友好关系倾注了大量心血，中巴关系牢不可破不仅为两国各届政府精心维护，更是深深扎根于两国民众心中，有了很深的民意基础。周恩来总理曾五次访问巴基斯坦，称中巴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可以追溯到历史的黎明时刻，这种友好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巴基斯坦历届领导人也曾多次访问中国，并赞颂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比阿拉伯海还深，多次强调中巴关系经过时间考验的稳定性。朱镕基总理2001年访巴时引用中国古语点出了中巴关系的稳定性，“博弈之交不终日，饮食之交不终月，势力之交不终年。惟道义之交，可以终身。”简而言之，中巴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道义之交，不受两国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两国始终相互支持，患难与共。

二是战略性。虽然“基石”一词字面上没有战略涵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也没有加入诸如战略合作、战略伙伴之类的定性，但中巴两国却有很深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合作。

从战略互信上看，冷战初期，巴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加入了美国组织的针对共产主义集团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但中国能够谅解巴的处境，坚持平等相待，使两国继续友好相处。“9•11”事件后，中国也理解巴配合美国反恐，甚至让美在其境内从事情报活动和向美提供军事基地的做法。

从战略合作上看，中国在1965、1971年印巴战争期间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向其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80年代两国一道支持阿富汗抵抗苏联侵略，巴基斯坦认为在南亚战略方面最无争议和值得信赖的政治和军事伙伴就是中国。由此可见，中巴之间的战略关系已超越用文字表述的阶段，勿须再用“战略”字眼已有足够的战略默契。

三是发展性。随着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中巴战略合作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使中巴关系始终具有稳定的持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冷战时期，中巴合作从双边的政治、安全、军事等领域扩大到国际多边领域，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防生产体系，中国支持对保持印巴战略平衡意义重大。在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建交问题上，巴基斯坦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周密安排。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巴合作中的经济内容不断扩大，1996年正式提出建设“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使中巴合作大大向前迈进。此后中国领导人随着国际形势发展，又不同程度扩大和发展了中巴合作内容。

四是全面性。综观冷战结束后十几年的中巴关系，这种“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更强调两国关系的全面性，双方不仅在国际格局中相互支持，而且合作内容已从着重强调政治和军事合作转向培育中巴关系的经济基础，从而使双方的关系更为牢固和更具战略性。

“9•11”事件后，中巴合作更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军事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2003年，穆沙拉夫总统访华后，双方签署8个文件，进一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巴，第一个与巴基斯坦签署《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指明了方向。

风雨同舟55年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亲密友好的邻邦，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公元前126年，中国政府的使臣张骞、公元5世纪中国高僧法显和7世纪的唐朝高僧玄奘都到过现在巴基斯坦的某些地方，如白沙瓦、塔克西拉和拉合尔等地。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从中国新疆经过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往西亚和欧洲的。1951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磨合适应时期（20世纪50、60年代）。

巴基斯坦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并在1956年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不过，鉴于50年代巴基斯坦是西方阵营的盟国，与美签署了《巴美共同防御援助协议》和《巴美双边防御协定》，并先后加入了美国组织的两个军事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中巴关系发展的步伐不快。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和南亚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期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也迎来了历史性契机，巴脱离美国军事阵营变为对华友好国家，揭开了中巴关系的新篇章。1961年，巴政府在改善中巴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在联大会议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票赞成，而且还在西藏、中印边界等问题上支持中国。1962年，两国通过友好谈判就中巴边界位置和走向达成原则协议。1963年3月，两国签订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巴。同年12月，巴总统阿尤布·汗访华。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巴。1965 至1970 年，巴在历届联大都作为提案国，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中国也在印巴冲突等关系到巴基斯坦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从多方面给予了巴方强有力的支持。

（二）平稳发展时期（20 世纪70、80 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巴关系稳定发展，两国友好合作的政治、外交关系不断加深。在此期间，巴基斯坦总统、总理基本上每两年就访问一次中国，即使是在我国比较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巴基斯坦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周密的安排，起到了其他任何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

80年代在改善中国与穆斯林国家关系的问题上，巴基斯坦也发挥了独特作用。相应地，中国对巴基斯坦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特别是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最为困难的1971年，当巴面临被印度军队肢解时，中国政府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场合阐明了“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鲜明立场，强烈谴责了印度，并在物质上予以援助，从而为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度过危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70年代末，中巴两国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除在政治和外交上要求苏军无条件撤出阿富汗，还在道义和物质上共同给予阿富汗人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三）经受考验和持续发展时期（20 世纪90年代）。

进入90年代以来，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形势发生巨变，但中巴关系经受了考验并继续向前发展。1989年6月，当中国发生一场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并干涉中国内政时，贝·布托总理最先会见中国驻巴大使，表示巴基斯坦永远和中国站在一起，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中国表示充分理解和支持。在1989年的6月20日，政治风波刚刚结束不久，巴基斯坦就派出其外交部代表团来华进行不定期磋商，这也是政治风波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政府代表团。之后的6—10月，又相继有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总理国防顾问、国民议会议长、陆军副参谋长访问了中国。在同年的11月，巴方还积极邀请并促成了李鹏总理对巴的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政府在平定政治风波后的首次国家领导人出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在此后10年，巴基斯坦政府也发生了多次更迭，但不论是谢里夫、贝·布托时期的民选政权，还是穆沙拉夫将军主政，巴政局变化都没有影响到中巴关系健康发展。两国国家历届元首和政府首脑数次互访，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1996年12月江泽民主席对巴进行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江泽民主席不仅在巴发表了题为“世代睦邻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南亚政策，还与巴方领导人确定了建立面向21 世纪的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将中巴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全面发展新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全面、深入发展。即使是足以导致南亚政治格局变化的重大国际事件，也没有动摇中巴相互依赖的战略关系。2001年“9•11”事件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穆沙拉夫通电话，中国向巴提供紧急援助，穆沙拉夫表示巴中两国友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两国友好关系都不会受到影响。虽然“9•11”事件后，巴美关系全面改善，但巴基斯坦仍然没有轻视对华政策，穆沙拉夫频繁访华，遇重大决策都与中国领导人磋商，成为访华频率最高的外国领导人，由此可见中巴关系的特殊地位。

相对而言，21世纪的中巴全天候关系更加注重夯实经济基础，全面协调性更加突出。2001年5月，朱镕基总理在中巴建交50周年访巴时提出进一步发展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阐述了加强中巴经贸合作的4项建议。2003年，穆沙拉夫总理访华时与胡锦涛主席签署了《中巴关于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和有关加强中巴合作的8份文件，中巴在经贸、反恐、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2005年，温总理访巴，签署了《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巴战略合作的方向，并签署了《早期收获协议》等20多份涉及经贸、国防、反恐合作、能源、基础设施和教育文化的文件。2005年，两国的外贸总额已达30多亿美元，两国战略合作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加强。（傅小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