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老人的“四窗”
沈建中

南京薛冰先生诚邀我为北山老人选编序跋集,他关照我,所选篇目不必求多,要编成“好玩”的书。我虽不懂研究这位大学者的学术,但经允许为他编过些书,如今已一年半没做事了,想想老人的殷殷厚望,自觉甚是抱歉。因厌烦惹事招非,加上忙于衣食,杂事又多;编书纯粹是兴之所至,一旦闻酸杀风景或私心挣烟钱踩“地雷”,自以为的理想便成泡影。可我竟然在电话里答应先征求老人意见再说。究其原因,那句“好玩”犹如引柴燃起我的书趣,触发我内心对老人的景仰之情。仿佛正中己怀,手又“痒”了起来,欲罢不能。

我向来偏爱序跋文体,感受了它的引人入胜。如果读到没有序跋的书,哪怕再好会有不甚过瘾的感觉。这次主编规定我必须选编他为自己的书所作序跋,或许能读出他的经历和况味,增强我绵力为之的信心。这位文章家的序跋不曾专门结集,仅有部分篇什(包括为他人所撰)被目为散文而选入诸集。我想起有过冒失引用“二手货”吃的亏,不如花些时间去图书馆亲自找找,或许能寻到某些被他本人及别人忽略的序跋类文,顺便把每本书的封面拍成照片,颇有许多难得玩味。——有些迂腐的。

去公共图书馆需支付阅借证和复印的费用,而身为纳税人再另付资料费亦不计较,犹如上游泳池花钱花力气还高兴着哩。徜徉在书的海洋如鱼得水使我乐而忘归。拉开长木抽屉搜寻排排卡片,或在显示屏前输入题名浏览,填写索书号,翘企轨道筐载着查阅的书从库内许许滑来,那光景,像在机场出口处迎候贵客一样,盼望欣逢在即。当见到1923年自费刊印一百册的处女作《江干集》,他自视青少年时期的描红练习,我却如邂逅久闻大名的尤物,一阵惊喜。1929年的小说集《追》,被国民党以“普罗文艺”为由列入禁书,虽不见序跋,但封面充满一男子奔姿的激情,让我久久难以平静。还有《娟子姑娘》的封面和序,均寥寥数笔,那“趣味不淡,手不懒,在灯下,在日落之前的昏黄时分”的纯净透亮,恍如一泓清溪潺潺。每每回味,其境尤妙。

老人治学有闻名的“四窗”。在我,长时间地注目于“东窗”和“西窗”,本土与域外、古典与现代、传统与前卫、田园与都市、校点与翻译间的文化反差融和一体,他的文化观念、选择和立场的双重性存在,无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代文化史的个体现象。检阅其历年刊行版本,或许能追本穷源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某一独特侧影。

他的“东窗”费时最长、耗力最多。不说童年讽诵唐宋诗词的背景,而论其辑录点校的数量就很可观(包括未刊之作)。1929年水沫书店版校点明《西游补》,便是最初果实,封面简洁散淡,一帧朱砂猴影画像,蕴涵浑朴的幽美和稚拙的机灵;似久已淡忘的题记,考释精致通达,透漏所为与刘半农相关的缘起,更为率真。“玩其语气”,探寻治学三味之发端,我视其为对母语文本较早的情致姿态。以至检得1935年校点《金瓶梅词话》跋文,妙喻取譬,趣味横生,尾语幽默谓:“故以人情小说看《金瓶梅》,宜看此词话本;若存心要看淫书不如改看博士性史,为较有时代实感也。”不难体会语境坦白之禀性。我以为辑录、校注和标点古典诗文,其实是内在精神气质所表现的一种趣味方式。

我注意到他在不同年代辑录标校的版本,比较作于不同时期的序跋,当然与其幼年深受熏陶的古典情愫和审美取向,以及自抗战赴滇教席讲授古文生涯息息相关;同时从他“这个以老庄思想为养生主的人看来”,对于众多古籍经典的宽泛乐趣,一段时间专注某一方面贯穿一生。仔细推敲能发现,在遭受推荐“庄子与文选”而起论争、主编《现代》无奈辞职和办几本杂志命短废刊的挫折后,其文学活动自然而然移至编选《晚明二十家小品》,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校点《宋六十名家词》、《翠楼集》、《晚香堂小品》、《徐文长逸稿》等;以文贾祸,沦为“五类分子”最低微一类,做二十年“元礻右党人”,便泰然处之沉湎辑录《词籍序跋萃编》、《花间新集》和《宋金元词拾遗》,撰写《云间语小录》,过录点校《陈子龙诗集》,移情曼殊大师辑成《燕子龛诗》;年衰大病致使行动蹒跚,遂居家成就《唐诗百话》、《词学名词释义》和《近代名家词》,主编《词学》集刊。这些刊本反映他每至孤寂困难,会退避三舍埋首为己推崇的古代名士那秀丽隐逸的诗词曲赋,躲进短暂风平浪静的“避风港”,至少能缓解屡被压抑郁闷的心情,又像《晚明二十家小品》序中道:著的书既没那么多,而“稻粱谋”却是每日功课,便只好借助于编书。

有一旧事,1932年他往静安寺郁达夫寓所相访索稿,见书斋壁上挂着达夫自书龚自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大为欢喜,即借回原件制版刊于《现代》,留存恒久的墨影。五十年后他依旧念念没忘,又撰写题跋品评一过。让我不禁猜度他年轻时何以为此句产生的兴趣,至年老又藉风雨人生体验的诠释。我想,他步履从容地走过漫长坎坷的一个世纪,与崇尚自由的精神品性和进退自如的生活方式因果关联,以他为个例与其早年朋友之命运比较,像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还有冯雪峰和傅雷,“性格决定命运”,能看出他几经兴趣转移的智慧。如其所言:1960年代在农村摘棉花时悟出,棉花受到外部挤压,缩成一团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会松弛恢复原貌,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弹性十足。分明是因触景生情引发的自况自勉,当时事变幻之际,做人不趋时,治学不避苦;既不怨天尤人,又极具孜孜用功于古典诗文的浪漫情怀。他的四儿媳向我回忆“文革”期间,她住底层北室,老人居二楼亭子间,不管白天挨批斗被抄家,每晚夜半人静时分,总听得他在楼上读书笔耕不时发出竹藤椅的挪动声。可谓欲求退隐,则乐此不疲也。

再说“西窗”,一片美丽的风景。以“四窗”论其产量为最多,他自己估算大约有三十余种印本。我见到大光书局版《十日谈选》(署名柳安),原拟列入他早期从事编辑活动为光华书局所编《萤火丛书》。书前刊有1928年作题记,繁体横排可能是翻译作品的原故,但在当年出版物中并不普遍,那时也许会有先锋感觉。文中说从英文译本转译的,煞笔“我还希望有一日能从原文译一个全本给读者,因为我现在好奇地读意大利文。”成了我的一次小惊喜。他曾告诉我,这本书并非是自己译作最早的刊印本,此前印行过几种。迄今为止,我寻觅到此前有英国司各特《劫后英雄》、奥地利显尼志勒《多情的寡妇》和德国格莱赛《一九0二级》,不时会心跳加速。

每次坐在阅览室细察翻检,会感慨“出书难”久已有之。在抗日极端艰苦条件下,由内迁长沙的商务印书馆重印其译作《匈牙利短篇小说集》、《波兰短篇小说集》,用纸虽糙,封面仍是“商务”老风格,精神为之一振。曾听过他不住地感喟,出书、办刊物真不容易啊。——我意外发现为其译作刊行的书目广告,均因战时战后的困难动荡,时运不济,马云的福建十日谈社拟出版“北山译乘第一辑”十种,仅印出五种;朱雯的上海正言出版社为他印行“域外文学珠丛第一辑”十种,亦只成三种。有次我回到家取出复印的《自杀以前》题记(1944年),仔细一看,因原书纸张粗劣,模糊不清,连背面透出的字影都复印出来。胜利返沪,他按捺不住多年的文化饥渴重操旧业,与周煦良合编以翻译作品为主的半月刊《活时代》,尚存三月难乎为继,便匆匆停刊。

闲寂年代,他译述多达二十余种,就出版十来本。以这些序跋来论,是能读出他的潜心专注、孜孜不倦和精神寄托;文人的甘于寂寞、忍耐,显而易见。难怪我会试着想像,到了昭苏时期他从编译《摇钱树》、《为了面包》到《外国独幕剧》、《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时,会忘情地把始吸两口的吕宋烟搁于一旁,“大半枝烟全都烧完,兀自的有余烬在那里熏蒸着”的情景。

书海茫茫,我见到其绝大部分译作刊本,依据序跋陈述的线索,梳理其中同一译作的不同书名、版本和版次,其中翻译显尼志勒作品的译本尤为明显,在数十年间屡屡再版重印,可见其译作颇受重视的程度,又能折射20世纪出版情况的某种侧面。他无疑是位翻译大家,始终用很大一部分精力从事此项劳作。早期对域外文学的时尚兴趣,使译介活动既是文学的,又与创作及理论并重。后来远离文坛辍笔创作,译作愈加丰收,成为文学活动的延伸。他在《称心如意》引言里的深情使翻译成了人文感怀的“寻觅”,在在显示其追求的翻译立场,——创造的、自由的。然而研究者一般大多注重早年翻译显尼志勒作品予他创作的影响,较少涉及他整个翻译生活及其价值所在。

现在其译作出版颇有点儿受到冷落。我想起他说过有些未刊译稿,在他有力整理时没人承印,而今无力整理谋求刊行,弄不好会被湮没,奈何。他曾多次对我淡淡地叨念平生的短篇译文,尤其是许多文学史上从不提及的小品,希望能去图书馆查找,结集印成《北山杂译》,我寻觅读过富有隽永冲淡译笔的若干篇什,说能否叫《北山译雨》,他微微一乐,眼神发亮,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那时我热衷“北窗”,无暇顾及这一心愿;至今想来,殊为憾事。这样具有典雅魅力的趣味之书,有赖出版家们的青眼,斯为读书人的一大幸事。

1935年脉望社版《现代诗风》(戴望舒主编)创刊号,无编者序跋,卷首语却是他作为发行人写的《文饭小品废刊及其他》,又是一大收获;第四页“本社拟刊诗书预告”有《纨扇集——施蛰存诗集》,直到1984年元旦他又作小引,可憾至今“有目无书”。又黄又脆稍动会碎落的纸页,昭然当年繁华都市存于夹缝“做书的人”的艰辛与毅力,不禁触念老人那种清清淡淡的生命力。由此想到常读他的文章,几番摩挲旧作《灯下集》,凝视封面满页其手稿墨影和自署书名,仿佛“如面谈”(俞曲园制笺题辞)之境,又有“如能心心相通,见不见面无所谓”(李吉力语意)之念。但毕竟惦记老人手持吕宋烟雅兴的情状。所以我感谢本书予我的机缘。因此,去年11月17日我拿着责任编辑芦薪女史寄来的出版合同去请老人签名,这天的情景,会深深铭记在我的记忆深处。

    《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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