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大师吴大猷 (上)

吴大猷是现代中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物理学家之一,一生成果卓著,暮年专注于物理哲学的研究。他是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导师,曾任台湾“中研院”院长,为两岸的统一作出了积极努力。本文介绍了他坎坷的求学经历与坚贞的爱情故事,但更着重介绍的还是他在任何艰难困苦前都不曾放弃的学术追求。

人生的第一机遇

1921年秋,天津南开中学初一新生中出现了四个南方少年——吴氏堂兄弟大业、大猷、大任和大立。他们是广东肇庆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祖父吴桂丹为清末翰林院编修。那年大猷14岁。

四兄弟喜欢踢球,而买一双球鞋要好几块钱,他们没那么多钱,就凑钱合买了一双。好在他们脚大小差不多,踢球时分成两拨,两人中一个左脚穿球鞋一个右脚穿球鞋,玩得也很开心。南开的教育融会中西文化,强调爱国和道德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这为少年吴大猷打下治学及做人的基础。因此他说,进入南开“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第一个机遇”。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不那么丰富,但实行开架借阅,非常方便。吴家兄弟常到那里博览群书,特别是那两套大百科全书,最令他们百读不厌。还有一本吴稚晖编的《上下古今谈》也让他们爱不释手。

吴大猷在读高二时,决定利用课余时间自修高三的课程,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南开大学矿科。他之所以选择矿科,是因为家中只有一位寡母,经济十分拮据,矿科是一门实用学科,毕业后谋事比较容易。另外他觉得自己天资有限,适合学应用科学。刚“跳”入大学时,他的各门功课学得很轻松,惟独对物理感到有些吃力,直到学年末才入了点门。

他觉得物理最难

新学年开始了。正当吴大猷踌躇满志准备在矿业上有所作为时,学校突然宣布矿科停办。原来资助南大矿科的河南六河沟煤矿董事长李组绅,由于战争影响,所经营的煤矿出现困难,无法再捐助南开大学了。学校规定,矿科学生可以转到本校理科各系。吴大猷决定转入物理系。他说,在所有的课程中,他觉得物理最难,所以有意要接受这一挑战。

他进入了物理系二年级,因成绩优秀,学校让他免交学宿费。他利用课余时间当家教,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物理系主任饶毓泰讲授的“近代物理”,使吴大猷产生了浓厚兴趣。饶毓泰是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早年留学美国,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创办物理系。饶毓泰上课喜欢向学生提问或鼓励学生发问,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深奥的物理知识。他还非常重视将世界物理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介绍给学生,他在学生会组织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爱因斯坦相对论之原理》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响。爱因斯坦这一新理论更加激发了吴大猷的学习热情。

当时的物理学著作大多是德文版。吴大猷在中学已学过德文,上大学后仍选修德文。从三年级开始,他将一本已有英译本的德文物理学名著边读边译成中文,然后再对照其英译本检验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既提高了德文水平,又学到了专业知识。吴大猷读书还有一个方法,他自称是个“笨法”——每读一本经典著作,不仅要写内容摘要,还在理解的基础上作“注”。经过动笔,他感觉理解得更清楚,印象也更深刻了。三年级时,吴大猷同四年级的几位同学共同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人各选一本书研读,然后轮流作读书报告。那几位高年级学生选的都是古典物理学读物,有的读统计力学,有的读电动力学,惟有吴大猷选了最新的相对论。

1928年,南开物理系一位上实验课的教师辞职。由于人手不够,校方聘三年级高材生吴大猷担任理学院一年级物理实验助教。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一连两届被选为理学院学生会委员。与他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陈省身。作为学生会委员,吴大猷、陈省身等人经常组织学术活动,请校内外教授学者来作报告。一次请到了桥梁专家茅以升。事前数学教授姜立夫就告诉学生们,茅先生能背圆周率的值到一百多位。所以当茅先生作完报告后,学生们就请他背圆周率的值。茅先生欣然答应,立刻往黑板上写。他每写几位数,就把头微微摆动两下,接着又往下写,写了满满一黑板。他说,这已经有一百多位了。吴大猷既吃惊又高兴,心想茅先生一定是把数字编成了歌,不然怎能记住呢?与茅先生相见,使吴大猷更增添了学习的动力。

与阮冠世的苦恋

1928年冬天,在理学院师生同乐会上,吴大猷第一次同物理系一年级女生阮冠世相识。这位亭亭玉立,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脸色略显苍白的少女令他一见倾心。后来吴大猷给一年级上物理实验课,成了阮冠世的老师,与她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一天他写了个条子约她相会,她赴约了。这成了他们恋爱的序幕。

吴大猷毕业在即,校方欢迎他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理学院院长邱宗岳安排他教“高等力学”和“现代物理”这两门高年级课。吴大猷感到有点难以胜任,为了不误人子弟,他借此努力攻读古典力学、热力学和量子论等著作,以提高自身水平。

这时,阮冠世被诊断患有肺病,吴大猷常到市场买来瘦牛肉,放进盛五加皮的酒坛里温火炖汤,再请工友送去给阮冠世补身体。

1931年9月,由在德国的饶毓泰推荐,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学助金赴美留学。阮冠世怕自己身体不好拖累了才华横溢的吴大猷,曾含泪提出分手,甚至已准备答应另一位追求者,但吴大猷坚决不同意。他去河南四姑妈家借了3500元,四姑妈又送了他500元。他带着这4000元,与阮冠世于1931年9月启程。抵达芝加哥时,才知道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选校时,他对各个学校的物理研究方向及其特长都一无所知,最后选了密歇根大学,只因为它收费最低。同去的阮冠世则进入纽约州的一所女子学院,因她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密歇根大学是研究红外分子光谱的鼻祖,当时走在世界物理研究的前沿。吴大猷选它真是歪打正着了。吴大猷随物理系主任从事红外光谱工作,不久他便在光谱仪上做了一个小小的改进发明,设计出一套分光仪上弯形的狭缝,后来被制造这种仪器的工厂采用了。多年后,他不无遗憾地笑道:“可惜当时没想到申请专利!”吴大猷在学业上很顺利,到校一年就获得硕士学位。但生活却十分艰苦,他领到的那份为数不多的学助金还要分出一半给阮冠世。她经常生病,医药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当时美国经济大萧条,想找一份工作十分困难。这年夏天,有个单位为突击完成一项工程研究,需要找人帮忙。吴大猷去了。他每天晚上八点到实验室,不停地干到第二天早晨六点。走出实验室就去上课。下午回到住处休息一会儿,可是屋里热得像蒸笼,根本无法睡觉。吃过晚饭又匆匆来到实验室。这样一连干了三天。在实验室每晚工作十个小时,三天下来他共挣了十五美元。在获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于1933年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二战时新的原子的发现及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梅尔夫人的计算开了先河。获博士学位后,吴大猷又得到学助金,可在国外延长一年。他留在密歇根继续从事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阮冠世继续读硕士学位。1932年饶毓泰回国,翌年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当他得知吴大猷已获博士学位即将回国时,便聘请他到北大任教。吴大猷欢天喜地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但此时阮冠世因肺病发作,在医院实施手术。吴大猷只好把她留在美国疗养,自己一人先行。他乘船先到上海,又回了一趟老家。他请母亲同自己一道去北平,从此再也不分离。他在离北京大学很近的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租了房子安顿下来。吴大猷感慨万千地说:“我五岁丧父,如今已经成年,才开始奉养母亲,实在有愧啊!”在北大,他教学、科研都卓有成绩,只是心里惦记着远在大洋彼岸,正患病的阮冠世。而阮冠世在美国疗养院也呆不下去了,吴大猷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她毅然拖着病弱之躯回国。因长途旅行过分劳累,阮冠世又患了肋膜炎。阮冠世缠绵病床几乎一年,吴大猷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常到疗养院探视。母亲这时才发现未来儿媳的身体竟如此之弱,心中很是不安。1936年到来了,吴大猷见阮冠世身体稍微好些,便把她接回家休养。为了给她更多的关爱,他向身体还很孱弱的阮冠世求婚,得到了阮家的同意。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坦承阮冠世患的是肺病,这种病不能生育,但他俩深深相爱,请母亲谅解。母亲惊呆了。她二十多岁就失去丈夫,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如儿媳不能生育,她怎么对得起早逝的丈夫和祖先啊!她不知流了多少泪,这是自丧夫以来她第二次经受巨大打击。同事师长也劝吴大猷要慎重对待婚姻大事。可是他说:“我爱阮冠世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来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来。我的生活里如果没有她,再大的功名,对我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能够照顾她的惟一方式。”这是吴大猷的爱情宣言,大家听后无不动容,连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母亲也不得不让步了。经过七年苦恋,吴大猷和阮冠世终于在1936年9月6日结为伉俪,北大校长蒋梦麟为他们证婚。(未完待续)

《文汇报》2004年5月


物理学大师吴大猷 (下)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 @ 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