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讨杂志:中国经济的实像

    日本《经济研讨》杂志2003年4月号文章:中国经济的实像(作者:沼尻勉)

    中国自90年代开始,13年来一直保持着年均9%的高经济增长率。中国已经确立了到21世纪中期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目标,2002年贸易额突破了6000亿美元,并获得了610亿美元的外资,成为全球化经济的成员。看看周围美、日、欧各国无法摆脱低增长率、在景气低迷中苦苦挣扎的情形,中国的“一骑绝尘”更为引人注目。中国正在通向经济大国的道路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这种飞速前进的背后,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比如内地和沿海的差距、城乡差别、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矛盾等等。

    农村劳动力过剩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的企业都对上海、广州、浙江省、福建省等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了投资,通过出口和国内销售赚取了大量利润。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能够确保源源不断地从内地获得较为质优价廉的劳动力。

    来自内地农村的工人,大部分工资不到500元。尽管如此,和父母们在农村劳动所得的年均2000元左右的收入比起来,已经多了好几倍了。而且,虽然打工农民的数量已经受到控制,但还是很多,一个人辞职不干,立即就会有数十数百的候补者。据说,哪个工厂要是有了缺额,其大门前从一早上起就会排起长龙。

    农村周围曾一度兴起一种被称作“乡镇企业”的中小企业,雇用了不少剩余农村劳力,但现在已不像以前那样繁荣,每年雇用的人数已经减少到不足100万人。

    现在农村人口是93000万。据说其中15000-18000万属于剩余劳动力,今后10年内将有15000万到2亿人想离开农村(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页<2002>)。据统计,到2002年底已有9400万人离开了农村。

    在目前的阶段,阻碍进入城市的壁垒虽然已经变低了,但是直到1990年,都有一道“城市户口”的关卡堵在想要入城的农民面前。住在农村的农民是“农村户口”,虽然也受到宪法的保护,但不能随意到城市定居。不过,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后,相继放宽了农民入城的条件。一部分农民涌入了竞相引进外资的沿海地区的企业、工厂,特别是设立了经济特区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那些一心想着去了沿海地区就能找到工作的农民愣头愣脑得就往城市里闯,于是产生了一种被叫做“盲流”的社会现象,时常造成扰乱城市社会秩序的事件。最后连国务院也忍无可忍,89年发出了“严格限制农民打工者盲目流动”的紧急通知,开始强化入城限制。92年,为了加快曾一度停滞不前的沿海地区的工业进展,又在流动限制政策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承认人员流动。

    但是,这一阶段从农村进入城市还是很严格,但进入小城镇却受到了鼓励。2001年国家计划委员会进一步制定了“在就业制度上重新划分城乡,取消对农民的就业限制”的规定。

    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里,已经出现来自农村的子女相继被雇为工厂和企业工人的情况,但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情况稍有不同。

    90年代后期开始,国有企业出现下岗和解聘现象,城市本地的失业人群开始引人瞩目。大城市里,雇用农村户口人员时开始收取“城市增容费”。这就要从他们本来就比城市居民要少得多的工资中再每年扣除数千元到7000元。

    1993年,中国第一大经济城市上海制定了《上海市单位使用外地劳动力管理规定》,公布了禁止外地人进入的行业种类,并且规定除非招不到人员、否则不能使用外地人(外省人)。

    这样一来,来自外地的农民就只能干“累、脏、危险”的工作了。大城市里,清晨可以看到手持大笤帚的老太太在打扫街道。市内公厕里负责收费、清理的也是农民。在拆毁的建筑物旁整理碎砖头的也是来自西部的工地工人。

    农民即使能保证住在城里、找到一定的职业,但只要还是“农村户口”,农民的身份就不会发生改变。

    烦恼的子女教育

    对农民来说,最大的烦恼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带着孩子进城,但孩子却进不了城市的学校。即使勉强入了学,又必须交纳相当于一年收入的入学费。而且,名额也很少。那些被学校拒之门外的父母和孩子们不得不为找到一家可以收留他们的学校而四处奔走,找不到就只能回到老家的学校。

    政府在原则上承认农民入城之前,曾呼吁学校允许农民子女入学,但校方担心升学率下降,总是不肯痛快的答应。有不少地方像上海那样规定可以控制在全校学生数的5%之内,但收取特别入学费的做法并没有改变。该市还发生了几名校长贪污部分入学费而遭到解聘的事件。

    中国的很多领域都蔓延着一股“拜金主义”风气,教育界也不例外。

    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城乡差别和内地、沿海的地区差别构成了经济上的双重结构,而另一个双重结构则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并存。包括少于8人的个体户在内,1999年私营企业的职工数已经接近国有企业,2001年则比国有企业(7409万人)还多出了65万人(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

    中国建国后,经济中心主要在国有(以前是国营)企业。不过,进入市场经济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1998年开始对国有企业推行三年改造计划。

    国有企业有不少富余人员,非但不能提高生产性,反而将生产成果的相当一部分消耗在了企业内部学校、医院等各种社会设施上。因此,本来应该用于再投资和技术开发的资金大为缩减,导致很多企业陷入萧条,盈利企业仅有30%。

    破产的国有企业在各地都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大部分企业试图通过“下岗”来扭转困境。纺织业是最大的赤字行业,在下岗116万人后扭亏为盈。而另一方面,不向退休工人支付退休金的企业也越来越多。

    解救这一困境的是私营企业和个体户。1997年到99年的3年间有4700万人下岗,而其中2200万人在私营企业等处重新上岗(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干轼)。

    改革开放前,由于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受到了严格限制,而如今他们的地位已经大大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2001年又新增了53万家。私营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江苏省(23万家)、广东省(21万家)、浙江省(21万家)、上海市(18万家)等沿海地区(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页<2002>),正带动中国经济向前迈进。

    随着户口制度的缓和和私营企业的繁荣,双重结构正在逐渐发生变化。

    中国网2003年3月25日


版权所有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电子邮件: webmaster @ china.org.cn 电话: 86-10-68326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