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有一种病毒叫“熊猫”
术术

时隔三年“70后”作家代表棉棉新作出版,对话体长篇《熊猫》讲述另类爱情

“70后”代表作家棉棉三年来第一部在内地正式出版的新书《熊猫》已于近日上架。在“80后”占据文坛关注焦点、当年“美女作家”的喧嚣渐渐远去之时,棉棉的这部新长篇在形式上做出了有别于《糖》的全新尝试,不过书的主题和宣传手法仍然是那种“欲望都市式”的直接和夸张。在本报记者对她的专访中,棉棉谈了自己的变与不变。

▲棉棉拥有作家、行为艺术家、DJ、派对策划人等多重身份。照片由棉棉本人提供。

▲《熊猫》书封:出版方称《熊猫》是一本“新浪潮小说”,要“革中国都市小说的命”。

■人物

棉棉

20世纪70年代生人,上海人。17岁至25岁之间生活极其动荡,去过很多城市,从事过多种短暂职业。

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个人小说集《啦啦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代表作长篇小说《糖》,已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出版。与卫慧等人在文坛掀起“70后”写作与“美女作家”风潮。2002年成为摩登天空签约作家。

■小说

棉棉自述《熊猫》梗概

《熊猫》无疑是虚构的,而且虚构里带着虚构,写到后面我会告诉你前面的故事是假的。小说写了一个男人跟5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而这5个女人都是同一个女人———第6个女人。

我选择了让一对男女用编故事的方法说话,好像打牌,我出一个A,你出一个2,每张牌都是一个故事。

我写的是“熊猫”这个概念

新京报:能解释一下你这部小说为什么叫《熊猫》吗?

棉棉:我在封面上写了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因此,很多人误会这是一部写性冷淡的小说,但其实,我写的是“熊猫”这个概念,比如,我在小说里写到:我妹妹说我是熊猫,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

我做得不多,但肯定超过两次。这就是小说里人物的生活,他们并不是一年只过两次性生活,也不是没有艳遇,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不再进行正常的性交往。

新京报:通过“熊猫”这个人群,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棉棉:这是一部很幻想的小说,文体、故事、人物和用的道具都是未来的。书中的一对年轻情人是开放式的关系,两人彼此相爱,但除了对方,都有自己的情人。他们一起这样走了10年,很多人很羡慕他们的爱情。

这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主题,我想通过这部小说探讨身体、性和爱情的关系,以及爱情和整个社会群体的关系。写完《熊猫》之后,我走进酒吧经常觉得周围是一群“熊猫”。而小说的最后也写到有一种病毒叫“熊猫”,传染上它一年只能做两次爱。

我的小说很像纪录片

新京报:这部小说使用的是对话体,很像一个电影剧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它和电影剧本有关系吗?

棉棉:不能说跟剧本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完成的肯定是小说。对话体小说看起来很容易,像作家在偷懒,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写作。为那么多人写对话,把一些精彩的话写在它该出现的地方实在太难了。实际上,对话体小说并不新鲜,但我跟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的小说很像纪录片,它使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小说的很多内容是我在酒吧、咖啡厅,把别人说的或者我自己说的好玩儿的话记录下来写进去,有的曾经写在纸巾上,还有一些内容是朋友写给我的电子邮件。

新京报:这部小说的很多内容是真实的,那你的文学虚构能力体现在哪里?

棉棉:我用的材料不是虚构的,但我的创作才华表现在我对小说整体虚构的把握上,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事件都是虚构的。我书里写到一个香水专家解释她怎么写香水,其实表达了我对虚构与现实的理解,她说,任何被研究的对象在我这里都是被虚构的对象,我喜欢有依据的虚构,容易而且动人。

新京报:读者都认为你是依靠个人经历写作的作家,而你却一直在强调虚构是小说写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因素。

棉棉:文学最大的意义就是虚构,虚构可以把腐朽变得神奇,给人带来希望。我之所以执着地讲这部小说是文学的东西,是因为我最大地扩大了作者虚构的权利。

可能喜欢《糖》的读者会接受不了这本小说,觉得它太玩小聪明,不真实。其实,《糖》也是虚构的,只是方式不同,看了《糖》的人并不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新京报:小说中穿插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和小说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棉棉:照片和小说之间的关系,也是表达了我对虚构和现实的理解。这些照片是我的一个邻居庄杰在聚会上拍着玩儿的,大概有4万多张,我选了这几张为他们写故事。这些人物授权我可以用,但大部分并不知道自己在书里扮演的角色,最近他们都在忙着看书。

我是一个中国的作家

新京报:你认为读者有耐心读完一本写满对话的小说吗?

棉棉:从形式上来说,我认为它是写给不读书的人看的,写的时候很随意,没有任何计划,写着觉得无聊,就否定掉前面的故事再写一个故事,内容也很情绪化。就内容来说,这是一部很个人化的小说,我相信很少有人能看懂它。出版人希望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读者跟我的写作无关,最主要的是一种相遇。

新京报:多年来,你的写作都集中在一些边缘人身上,而且,主要是描写一些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是否想过拓宽自己的写作范围?

棉棉:每个作家都有他的局限性,或者叫独立性,他能写什么,他写什么写得好有一定的局限。我只熟悉“熊猫”,三四年前“熊猫”来到我脑子里,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也有他的使命,2005年我的到来就是写《熊猫》。

面对另外一些人,我不认为我对他们的存在负有写作的责任,我是生活在跟我有关系的群体里面写东西的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表面的,骨子里是一样的,都是渴望很简单的社会关系,很温暖的情感。至于我为什么总在男女关系里转不清楚,可能是因为我能在表达上获得一种自由。

新京报:“80后”备受关注之后,“70后”作为一种写作现象已经退出媒体和文坛的视野,你怎样评价自己现在的写作?

棉棉:我是一个中国的作家,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得非常多,都是在最老牌的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认为我的作品是很有文学性的,在这部新小说里我想表达的想法很简单,很多人很爱我,我要让他们看到这本书,了解我现在的状态。今天,我依然觉得我的写作不解决、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像小说的最后这对情侣完美的爱情关系也破裂了。

新京报 2005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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