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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恢复:相信大自然的力量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3 月24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一 我国的生态系统及其退化

全球共有十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我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温带落叶阔叶林、寒带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我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群落(稀树疏林草地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这样,我国不仅是全球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部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这些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也出现了严重退化。中国生态系统退化的现实异常严峻,如果控制不住,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政治安全。下面仅以数例,说明其退化的严重程度。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而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然而由于长期对草地的超载过牧,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退化非常严重。突出表现在:草地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产草量由上世纪60年代的15千克/公顷下降到目前的6.7千克/公顷以下;鼠害严重,地下鼠量由过去的0.5~0.7只千克/公顷增加至2只千克/公顷以上;毒杂草比例增加;裸露土地增加,裸露率由过去的不到10%增加到现在的30%。东部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等河流的发源地,其环境效应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它的生态系统退化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我国天然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是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绿色屏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有19.3万平方公里优良草地被垦,相当于2002年全国保有耕地面积的15%。1986~2000年间,仅内蒙古东部五个盟,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就有22700平方公里优质草原被开垦。20世纪80~90年代,每年有近百万的各种流动人员进入草原挖甘草、贝母、冬虫夏草,割麻黄,搂发菜,开矿,挖金,挖草皮,樵采,致使大面积草原遭受破坏。2002年我国草原牧区人口比1947年增加3~4倍,草原人口承载量超过国际公认标准的2~3倍以上。人口和牲畜的快速增长,导致草原超强度利用,植被逐渐退化、稀疏,最终成为裸地、沙地或盐碱地。

红树林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高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我国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福建沿岸以南,历史上面积最大曾达2500平方公里,50年代约剩500平方公里,而现在仅剩150平方公里,只有历史时期的6%。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掠夺性采掘、砍伐和违背科学的低效能利用,以及围海造田造地,目前沿海红树林资源受到空前的破坏。

四大沙地全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总面积约有15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0.6个英国,4个台湾。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沙地的认识存在偏差,在多数场合下混同于沙漠。实际上,沙地与沙漠明显不同,沙地的降水量在350~550毫米之间,这里分布有以沙地榆为主的稀树疏林,其景观恰是“萨王那”类型的,它的生物生产力和物种多样性都明显高于周围的草原;而荒漠的降水量在150毫米以下,不能发育森林,只能生长一些适应干旱环境的灌木如梭梭、白刺等。最近几年来的沙尘暴猖獗就与四大沙地的生态退化有很大的关系。以浑善达克为例,20世纪50~60年代流动沙丘的面积仅占沙地总面积的2%左右,70年代中期也只有8.2%,80年代末期达到13%,到了90年代竟高达50%,目前个别地段流动沙丘超过了70%。由于沙地风、沙、旱、贫瘠共存,沙地植被一经破坏,其疏松沙质地表在干旱强风的气候条件下,四处飞扬,形成严重的沙尘暴。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具有破坏容易、恢复也容易的特点,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二 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每年高达4000~6000平方公里。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休牧还草,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地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1954~1963年间,前苏联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累计垦荒60万平方公里。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形成“黑风暴”。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由于在荒漠上建造引水工程,阿姆河被截断,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在此之前,他们建造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万平方公里,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只有2%而已。

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从1975年起,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绿色坝”。该工程绵延1500公里,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依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集约化和外来物种的大量使用,使得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2004年12月,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5年来,中国动用了大量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如人意。种植的树种大都是“杨家将”,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容易发生虫害,小小天牛几乎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即使造林成功,其投入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不妨来算个简单的账。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该项计划投资总额高达600亿元)共完成造林67.64万公顷,国家投资12.32亿元,每亩合121.4元;再看“三北防护林”,是年完成造林45.38万公顷,投入13.93亿元,合每亩204.6元。两项相加,每亩就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资金肯定花出去了,但是林呢?钱花到哪里去了?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项目点治理面积占不到治理区域的10%!这小块地方即使治住了,而大面积的退化依然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

与上述做法相反,荷兰和英国就明智得多。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这一成功做法,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

最近,英国和荷兰研究人员在印度、波多黎各、南非和坦桑尼亚进行的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发现,干旱区造林不能帮助改善水流和防止土壤侵蚀;树木长长的根系反会加剧干旱区水资源短缺;树叶和树根会大大增加水分蒸发面积,造成蒸发到空气中的水分远多于自然植被。这一观点,国内科学家早就在各种场合提到过,如已故黄秉维院士就形象地将干旱区造林比喻成“抽水机”,可惜这些科学道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 生态建设的误区

生态系统退化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国家,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原因,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大量土壤损失和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系统生产力降低,直接诱发了沙尘暴、水土流失、泥石流、洪灾、虫鼠害等。目前,国家为治理生态系统退化所投入的巨额费用逐年增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重建设、轻保护”。有关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之处是,退化严重的地区得到的治理费用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只能得到少量经费或得不到经费。“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自我维持能力的考虑,这样一来,没有破坏的地区紧跟着发生退化。治理费用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

第二个误区是在干旱区与草原地区大面积造林(如建设三北防护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治理沙尘暴仅仅靠“挡”是远远不够的,其真正的出路应该是用草去“捂”住源头的沙尘。沙地草地原本就是长草的,只是人们放养了过量的牲口压制了草的生长。一旦草原恢复“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植物强大的根系就会把沙尘类物质严严实实地固定在源头上,还可以大大提高雨水、雪水的利用效率,减少干旱的影响,虫鼠也不会成灾。

第三个误区是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在那些治理难、成效不显的“硬骨头”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人退”,减少人为压力,让自然去修复。即使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地区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因为那些戈壁和古沙漠上有一层天然“面膜”(生物结皮),只要我们不去碰它,就可以保护土壤不被风吹走。人类要善待沙漠,果断停止“向沙漠进军”。沙漠如此,自然环境条件要好得多的草原与沙地地区,“人退”后的恢复效果就更好。

四 中国科学院的做法

2000~2005年,为寻找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途径,控制沙尘源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正蓝旗巴音胡舒嘎查(村庄),进行退化生态恢复试验与示范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该嘎查位于内蒙古正蓝旗内,这个村有72户,人口310人,土地12.6万亩,属典型的浑善达克沙地。浑善达克沙地是离北京最大的沙尘源,既有裸露的沙丘,又有严重退化的草地。针对这种生态现状,科学家的主要做法是:

第一,减少牲畜压力,释放自然力。研究人员用围网将4万亩严重退化的草场封育起来,并组织专人每天骑马巡逻,防止牲口进入破坏。2001年,恢复好的草长到80~140厘米;最高产草量每亩为5300斤(鲜重);2002年,植被总盖度达60%,与当地未封育的草场相比,固定沙丘提高了近3.8倍,沙丘低地的群落生物量分别提高9倍。2003年,滩地草丛最高达1.85米,生物量超过6500斤/亩(鲜重)。牧民由每户每年买2万斤干草,到每户分到7万斤干草,从此牧草出现了富裕。野生动物方面,野兔、狐狸、大雁、灰鹤甚至狼又回到了这片久违的土地。而在没有封育的退化土地上,草的收获量最低只有50斤/亩(鲜重)。

对于榆树疏林种群,围封保护同样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围封保护两年后,调查围封保护区与未围封区蓝旗榆种群的种龄结构,发现两个地区种群中1~10年生龄级种群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别。试验区沙地榆幼树丰富,平均达到1.8株/平方米,其中固定沙丘的阴坡的坡基处,聚集着的当年幼苗,可以高达158株/平方米。只要保护,都可以发育成稀树疏林,因为浑善达克的榆树没有一棵是人栽的。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也采取了人工造林阻挡沙尘暴的做法,实践证明这种措施是失败的,投资10万元种植的防护林都死了,变成了牧民的柴火;飞机播种的许多种子最终也没有竞争过本地的植物,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第二,人工种植高效饲料,保证牲畜的“口粮”。天然草原保护后,牲口的饲料遂成问题。为解决这个矛盾,研究人员在村子里种下了1000多亩(约占该村总土地面积的1%)高产英红玉米(亩产3000~5000公斤鲜重),解决牲口春季的喂养问题。产出的玉米秸秆不仅满足了村里7000多头牲畜的越冬“口粮”,牲口吃不完的还可以制作成青储饲料,解决春季喂养问题。结合恢复生态学的理论和牧民游牧的实践,他们提出,在已经严重退化的土地上实行禁耕、禁牧,让其自然恢复,而牧民饲养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则在少量的小范围的人工高效地上进行生产,从而使大面积的天然草地获得喘息,自然修复。他们把这称为“以地养地”模式,又称“十分之一递减”模式,具体含义是:种植1亩人工饲草料地,可使50~100亩退化沙地草地得到恢复。

第三,改变牧民的生产方式,运用高效的公司机制使土地升值。在科学家的帮助和参与下,当地成立了“正蓝旗浑善达克生态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即按照内蒙古相关政策建立的一个生态特色产业基地。嘎查以土地、草场等折价入股,股权占75%,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3名项目执行专家以技术、科技等无形资产入股,股权占20%,正蓝旗科技中介机构以管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股权占5%。公司主要经营草产业、乳产业、肉毛产业、蔬菜种植、草原养禽、生态旅游、交通运输等。每年生态恢复净赚的700多万斤草料可以持续地使牧民受益,逐步使牧民的生产形成专业化分工,逐步实现“夏天看草、秋天打草、冬春天防止沙尘暴”的生态与生产良性循环。该公司运转两年后,该嘎查的人均收入由2400元提高到3500元。

第四,提高牧民后代的教育水平,逐步实现教育或就业“移民”。在牧区,由于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一般每个旗县只有1~2个小学,这样牧民的孩子从小就在外地住校读书,花费是很大的,约占牧民收入的30%~50%。即使如此,这个投入风险也是很大的,孩子们往往上到初中就辍学不念了,造成了青年一代牧民不能离土,回乡后依然沿用父辈的传统放牧方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压力。针对这种情况,科学家们鼓励中学生坚持考上大学,在科学家们尤其是来牧民家工作的博士后、博士生、硕士生以及来实习的各重点高校(如北京大学等)学生和重点中学(如北京四中等教师和学生)的影响和帮助下,巴音胡舒嘎查考上大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05年全嘎查5人考上大学,是当地嘎查中最多的。在周围的相同规模的嘎查,这个数量很少,从没有人考上大学,到考上一两个人不等。那森乌日图家的三个孩子中,老大满达拉图是嘎查有史以来第一位大学生,现在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四年级学生;18岁的二儿子呼和图格在锡林浩特市(盟政府所在地)读高中;15岁的小女儿呼和牧其尔今年考上了锡林郭勒盟重点高中。这样,该牧户几年后将变成牧区文化素质很高的家庭,这些孩子将来就业主要在城市里,其物质与文化水平将随着“教育移民”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困扰国家的生态治理问题将由牧民后代自身素质的提高迎刃而解。

中国科学院的试验有许多值得借鉴和推广的地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只要在实际操作中减少人为压力、释放自然力,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 其他的有关实践

利用自然恢复成功的例子其实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共2万人),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其中四海镇、大庄科乡达到了87%和84%以上。

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个地点叫“蒸笼场”,在清光绪(1875~1908)年间,是个生产蒸笼的场所,这里地处秦岭腹地,曾经有1万多人生活其中。后来由于交通不便,人逐渐迁出来,变成了无人居住区,树木得以按照自然的演替规律进行生长,已经实现了100%的恢复,大的树木胸径在50cm以上,且不存在外来物种的问题。大熊猫喜欢吃的箭竹也都长出来了,这里成了大熊猫的乐园。

广东车八岭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81年,面积共7万公顷,其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是社区贫困,这里有8个村落1200人,80%为瑶族。开始时保护区只管自然保护,忽视社区发展。因为不让打柴和打猎老百姓收入下降,由1981前的600元下降到1985年的330元,由此诱发了激烈的矛盾,甚至保护区的牌子也被砸了。后来保护区意识到不解决社区问题,生态恢复和自然保护就是空话,主动帮老百姓发展生产,从县农业局请技术人员搞精耕细作,发展反季节蔬菜和果园。瑶民们丢掉斧头拿锄头,收入上去了,人均收入2002年就达到了3000元。现在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办起了学校,连最头疼的计划生育问题也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由原来8个孩子/户(贫穷根源),下降到目前的1个孩子/户(村里为一个女孩家庭买了保险)。这样,自然恢复与社区发展实现了双赢。

四川九寨沟的例子更突出。原来的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地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而实际上,九寨沟的经济带动远从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就开始了,其社会、经济、生态效益远远大于九寨沟本身创造的价值。

如果说上述的例子恢复的面积小,缺乏说服力,那么山东临朐县的做法则完全可以打消这种顾虑,自然力恢复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实现。这个有人口85.2万,面积1834平方公里的中等县,丘陵占总面积的87.3%。和全国所有的地方一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青山变成了荒山,大河小河断流。针对这一严重现实,新一届领导班子将生态环境治理列入了重要议程,经过几年的努力,生态、社会与经济面貌发生了实质的变化。他们的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现产业化调整、释放自然力。要想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还临朐县青山绿水,就得把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让大自然休养生息、自行恢复,这无疑是他们对生态恢复认识上的一次飞跃。

二是利用“两集群”吸引农民变工人。2002年底临朐县人民政府提出“以市场带产业、以产业兴市场”,“围绕铝型材、不锈钢加工的产业链延伸,打造铝型材、不锈钢两大产业集群”的战略构想,确定把发展铝型材、不锈钢两大产业,作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富民强县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临朐县铝型材生产企业发展到23家,不锈钢生产企业9家;铝型材市场经营业户发展到220家,不锈钢市场经营业户达到150家。仅铝、钢两大产业就成功地吸引了近两万农民就业,他们的身份已由传统的农民,变成了现代化的工人。

三是建设“三基地”使农产品和人力资源持续增值。农业跳出传统农业,在农产品上下工夫,增加科技含量,提高土地价值。逐步形成了临朐县的“三基地”:大棚果生产基地、奶牛基地、现代产业工人输出基地。全县目前大棚果已发展到3万亩,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大棚果生产基地。按照发展一亩大棚果需两名劳动力计算,全县约计6万人从事大棚果生产。在畜牧业方面,目前全县存养量已达3.5万头,发展奶牛养殖小区150个,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奶牛基地县。这一措施将农田里废弃不用的玉米秸秆成功地实现了转化,全县已建成青贮池3000多个,年青贮玉米秸秆30万吨。依托县内4处职业技术学校,加强与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和知名企业的联系,狠抓技能培训,开拓劳务市场,加快城乡劳动力转移。目前全县农闲时输出产业工人13万人次,农忙季节10万人次,主要输往日、韩等国家和上海、宁波、青岛、烟台等港口城市。海尔等国内大企业,都有该县输送的高素质员工。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和退耕还林、封山禁牧等措施的实施,大批山区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加快向城镇和外地转移,过去的农民逐步成为现代产业工人、成为城镇居民。封山禁牧3年,一向光秃秃的山上自己长出了树,长出了草。随着全县生态的逐渐恢复,城乡处处呈现山清水秀、碧水蓝天、经济繁荣、人民富足的良好局面,生态已成为该县的一张精美名片。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有利地证明,利用自然力恢复是最直接、最经济和最有效的做法,国家今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应当放在促进自然力的释放,适当辅以人工措施。要停止在干旱区尤其是草原造林,将生态建设的重点向生态保护转移,国家投资主渠道要向人转移。生态恢复涉及许多部门,如林业、农业、水利、环保、矿产资源、土地、自然保护区等,上述部门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国一盘棋,关键环节是保证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对于那些违背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超大型人工生态工程,及时进行调整甚至果断停止都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作者:蒋高明 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本文摘自《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授权中国网独家发布。其他媒体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转载,否则将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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