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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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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或将开启新的经济上行期

不管目标定为多少,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都会高于预期目标,国家提出的经济增长率是给全国各地提出一个底线,更应关注的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经济下行是毫无疑问的,从2002年开始一个新的周期,一直到2007年达到高峰,而后开始下降,今年基本到达低点,因此“十三五”规划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上行期,中国还有强大的增长潜力。

“十三五”规划着力实现人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13亿中国人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的年龄段,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促进全面发展。到2020年如果能够达到全面建成小康水平的话,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或者是比较富裕的标准。中国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可能还具有人类发展的意义。

“十三五”经济增长率可定在7.0%左右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问题不光中国人关注,全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都会高于预期目标,“十一五”规划定在7.5%,“十二五”规划定的是7%,“十三五”考虑定在“7.0%左右”,左右的含义是正负之间,就是0.4个百分点,也就是6.6-7.4%之间,只要都在这个范围内,基本都可以实现。

“一九”目标,中国完成得不错

国家定义“要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总目标,把“十三五”界定为“决战期、决胜期、全胜期”,这三个关键词表明不仅要决战,还要决胜,能全胜,现在看来是非常有条件实现的。如果中国能够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十三五”规划,党中央提出这个核心目标完全可以如期实现。

“十二五”时期打分93.1分

“十五”计划, 60多分将将及格,“十一五”达到87分,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就是B+了,到这次就变成了A-了,从60多分到87分再到90多分,说明政府及各方面的学习成就明显提高,因此五年规划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实践的过程,又是总结经验的过程。过去四年完成的情况如何,会为实现“十三五”起一些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的台阶可以进一步提高。

Economic downturn will not affect potential growth

The low end of the growth this year i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ule of economic cycle, as it is known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hit a peak in 2007, five years after it sagged in 2002.The seven-percent economic growth this year has been a bottom line for China.

嘉宾介绍

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从1985年起,胡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旨在建成国内一流的国家决策思想库。 [进入人物库]

智库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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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实录

主持人:尊敬的胡院长,各位同事和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先生,莅临中国网,作《见智》的首场演讲活动。

今年10月份即将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审议有关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时间节点,整个“十三五”规划要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战略目标来进行规划。我们国家有一个大的战略安排,就是在“两个百年”的时间节点上,正好“十三五”处在“第一个百年”,2021年建党100年的时候,所以说“十三五”时期在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很关键的作用。胡院长所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对整个“十三五”规划做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决策性的参考。我们现在隆重地请胡院长就《“十三五”大战略》向大家作演讲。

胡鞍钢:首先介绍一下《“十三五”大战略》这本书,这本书是我们的新作,两个礼拜之前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在当当网上都有。这本书是我第四次研究“2020中国”了。为什么会有四次呢?

党中央研究“2020中国”,到目前已经有三次。首先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我们主要研究全国各地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次是2006年10月,有关部门委托我们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目标的研究,主要是为党的十七大报告服务,为此我们做了背景研究《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进行了更深入的设计。第三次是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之前,2012年4月我们已经提交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题目即为《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最近的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我们的研究《“十三五”大战略》,是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基本思路撰写的。我本人也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对2020年目标作更全面、更专业和深度的研究和分析。这本书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集体成果。

如果我们去理解“2020中国”这个发展目标,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的一些决策机制。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决策机制就是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提出会持续性、连续性多次设计。中国不会像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政党一轮替、领导人一轮替,它的目标就全变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总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它的设计有自身的历史逻辑,从这点看,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有着独特的优势。

中国的五年规划是怎么设计的?在我们这本书里作了简单的介绍,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可能会有具体的详细步骤十几个。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策。党十八大报告本身就为设计2020年目标提供了一个大纲式的设计,它既是“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又是“十三五”规划的主题主线,还涉及到“十三五”的主要目标,有定性的,有定量的目标。

第二个阶段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决策。今年10月份党中央就要提出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这个建议我们把它称之为“十三五”规划的详细大纲,它实际上是一个十八大报告大纲的演替、演化,大约在1万字左右,但是这个详细大纲已经经过了多方的、上上下下多次的酝酿和讨论,这个决策过程是我今天不详细介绍了。

第三个阶段是国务院决策。在党中央公布这个《建议》之后,国务院会委托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来写成我们说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再次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第四步做好准备,即明年3月5日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之前。

第四个阶段就是全国人大决策。正式审查讨论修改“十三五”规划纲要,大会还将通过表决方式通过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决议,随后正式公布。

在此之前,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其实都早已经从前面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讨论介入进去。这种体制安排和西方不一样,像奥巴马总统提出一个议案,在此之前,他也没有和国会协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否决机制”,他提出的议案国会否决;国会又分为参议院、众议院,国会内部又分为民主党、共和党,也会出现民主党提出的议案共和党否决。

但是中国则不同,通过协商沟通达到共识。它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视角调查研究,我们一般把它称之为民主与集中制,就是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从征求意见的角度来看,就是先征求意见,意见是发散的,再集中以后就变成了共识,再征求意见,中间一直有很多的成果。

事实上,像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研究和设计,客观地说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们会提供这样的一本书,这与和其中都是相关的。


因此中国的五年规划,首先我们将其称之为目标治理,五年规划是什么核心目标是非常关键的。这就不同于一般国家了,它是要通过目标提出来进行国家治理。所以我们界定国家治理能力的含义就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实际能力,也包括国家目标怎么通过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制度化来提出的。

第二就是重在落实。有了一个好的规划还不行,关键是看你能不能落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非常清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所以说我会在后面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专门有一章来谈“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特别是2011年到2014年,我们还搞了一个打分。怎么样不仅能够进行设计、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落实,因此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讲到,美国就缺一个发改委,更缺一个五年规划,他这么讲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去讲,为什么,因为他很熟悉中国的发展规划过程,还是联合国的顾问。昨天我还接待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专门为调查“十三五”规划来的,我这一看他们也挺专业,就是怎么样去研究“十二五”,又怎么去研究“十三五”的可能性。因此现在从全球来看,在重新认识中国的五年规划,因为中国的五年规划将影响全世界,我将在一个小时之内介绍我的核心观点。

第一部分,是对“十二五”规划做中后期评估。从这一点来看,无论是中央的五中全会建议,还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肯定会在第一部分对过去五年做一个自我评估。我们只不过持续地、多次地进行第三方中期评估:第一次是在2013年对2011-2012年中期评估;第二次是在2014年对2011-2013年中期评估;这次是第三次,在2015年对2011-2014年中期评估。具体来看第三次评估。这个评估是两个方面的评估,第一是总的评价,这就涉及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是不是完成了。第二是以具体的量化指标做更专业的量化分析和评价。因此我简单给出一些结论,供大家参考。

从总的结论来看,我们认为,中国的“五位一体”的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应当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当然在“十二五”时期,全球的背景是复杂且低迷的。为什么这么讲?从进入“十二五”时期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率不仅低迷,关键是全球的贸易增长是低增长或者是负增长,今年上半年就出现了负增长,这都是我们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地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外部变化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十二五”时期,中国取得这个成就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简单的概括一些结论:宏观经济总体稳定,实现了稳中求进,或者说中国作为经济巨轮实现了行稳致远。

第二是经济总量再上一个新台阶,特别是中国去年GDP总量已经达到了10万亿美元,正好在十五年前(指2000年)美国的GDP总量上了10万亿美元的台阶。现在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GDP总量在10万亿美元以上,从时间上看,我们相对美国滞后了14年。此外来看,中国实现了人均GDP达到了7千多美元,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指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也意味着下一个目标就是进入高收入阶段。

第三是扩大内需取得明显成效,特别是消费需求,这也是多年希望能够提高都没有实现的目标。在此之前,“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都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再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不仅是加速,而且是世界超大规模的,无论是高速铁路、公路、高速公路,特别是农村公路,包括互联网、能源特别是发电能力、超高压、特高压输电通道等等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均居世界第一位。我就不在这里阐述了,只说一个数据。其实,我们对这个数据更敏感,更重要,全世界现在还有10亿无电人口,其中像印度还有25%的人口没有电,大约是3亿人。中国是什么概念呢?中国今年将消除25万最后的无电人口。我一般把有电没电称之为有无现代化因素。大家可以回溯、回想一下,有电才有现代化因素,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农村,还是一个地区,都是如此。我们对这个数据进行过计算,比如1900年的时候,中国的发电量相当于美国的0.01%,也就是说美国的现代化因素是中国的1万倍;1949年的时候中国发电量相当于美国1.2%,美国的现代化因素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80多倍;但是今天我们的发电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相当于美国的1.4倍,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消除无电人口,这些都很难被人们所认识到。因为印度跟我们的人口已经快接近了,13亿不到,但是她的国土面积不到300万平方公里,现在还有3亿人无电,因此莫迪前两天刚刚在印度独立日,他就讲到现在还有1万多个村庄,几亿人无电,他希望他在任的1000天内所有人能够用上电。我估计这是比较难的,不那么容易实现,因为我们在“十五”时期就开始解决无电人口,到“十一五”、“十二五”才基本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无电人口都是在深山老林中的,成本非常之高,解决一户农户的有电问题,不管是集中式还是分布式,成本非常之高,因此我们可以从发电量以及无电人口的比例就可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它(发电和供电)本身是现代化最重要的因素。此外还有其他方面,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这本书都做了详细的分析。

我们是从什么视角来进行后评估呢?就是针对“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4个指标,实有指标是29个,进行打分,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比如在4年超额完成了5年目标,就是2011年到2014年,有10个,占了34.5%;接近完成5年目标的,就是大体完成率在5年目标的90%以上,是4个,占了13.8%;进展良好的是9个,占了31%;还有两个相对滞后的指标没有实现,一个是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没有达到80%的完成率,第二个是基本保障性住房建成数要达到80%,没有达到,29个指标中有两个没有实现。

因此从四年实施的中期评估来看,我们打分是93.1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包括欧盟,我们也给欧盟打过分,比如欧盟提出28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3%,但实际上只达到了1.7%,三分之二的国家没有实现。我们是通过引入一个完成率,对发展规划打分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的学习曲线是不是在进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曾经评估过“十五”计划,打分是60多分,刚刚及格;“十一五”规划实施达到了87分,就是B+了;但是到了这次“十二五”规划(2011-2014)就变成了A-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从60多分到87分,再到90多分,中国国家治理绩效明显提高,也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明显提高。五年规划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实践的过程,又是总结经验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独特的。当然我们是作为第三方打分,还有待于党中央自己进行评估,这就要看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也包括国务院总理在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怎么评价“十二五”实施情况。我们过去4年完成的情况如何,会为我们实现“十三五”起一些决定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它的台阶可以进一步提高。


第二部分是怎么去看“十三五”时期?我们基本上定义为要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总目标的时期。因此我们把它界定为“决战期、决胜期、全胜期”,不仅要决战,还要决胜,更要全胜,“决战、决胜、全胜”。现在看来是非常有条件的,如果我们能够制定一个比较好的“十三五”规划的话,党中央提出这个核心目标(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完全可以如期实现的。

当然,大家就会去问,实现这个目标,到底这个目标应当怎么样的认识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些讨论和分析。首先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是怎么提出的?

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当时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只给了一个主要量化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实际上只要保持在7%多一点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了。但当时还提出了另外三个量化指标:一个是到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大体相当当时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二是2020年城镇化率超过50%;三是2020年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从2000年的50%降至30%左右。

现在看来是什么实际结果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按不变价格计算,2014年中国的GDP已经相当于2000年的3.7倍,今年实现不了,明年肯定会达到4倍,就等于提前实现了。2014年人均GDP(汇率法,美元现价)已经达到了7000多美元,实际上相当于那个时候提出3000美元的两倍以上了,当然那时提出3000美元是按照当时的汇率和当时的价格来计算的。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了,早已突破了50%。最后,农业就业人员比重去年降至为29.5%,也提前实现了目标。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设计2020年目标的时候又在进一步提高了指标,人均GDP不是3000美元,提高为是5000美元;城镇化率从50%提高到60%;农业的就业比重仍然是30%左右。但是不管怎么评估,现在我们实质上已经提前或接近实现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主要量化指标。由于我们这个目标是3次设计,它会逐渐水涨船高。

随着发展的进程,就要与时俱进的调整重要目标。当然大家也会问:为什么我们会提前实现原定目标?我想这和我前面说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国家治理能力”有关,一个国家有没有治理能力,核心是看你这个国家能不能实现国家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显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特点,确实它的国家治理是以目标治理为核心、为导向的。它必须保障目标的连续性、可预见性。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核心目标是一以贯之的、不断连续的追求,不会变来变去改来改去,今天这个目标,明天又那个目标,所以现在很多外国学者发现中国领导人换了没关系,但是核心目标没有变。从具体指标,还是有所变化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水涨船高。

第三,中国也确实走出了一条发展道路,也找到了如何实现目标的途径。我们称目标是“过河”,能不能解决“过河”的“桥”和“船”的问题,大体上就是五年一个台阶,就是五年规划。因此实现2020年核心目标就需要花4个五年计划和规划才能够逐步实现,这在全世界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和南非等其他国家的学者,包括官员讨论的时候,他们也提出很长远的目标,如2030南非,但是没有具体的实施规划,特别是像我们的五年规划,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放在全世界去比较就很清楚了。

第四,我刚才也强调了,我们要求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一九”概念本身就是实践的创新性。目前29个核心指标,我们现在打分下来是93分了,这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这是在外部环境相当多的不确定情况下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给欧盟的《2020欧盟》打分(中期评估),发现他一半目标没有实现,特别是他前面提出的核心指标,如保持经济增长率3%的核心目标。

到底怎么样来看2020年目标呢?党的十八大报告给出三个核心的指标,就是GDP和城乡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提出了我们称之为五个方面的定性指标。实际上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定性指标定量化,我们称之为是可量化、可比较、可评估,而且这些指标不仅在全国,关键要落地,要能够分解到省,乃至分解到地市、县一级。从这个角度来看,指标分解不了,落不到县一级,这种指标肯定是不行的。


主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大体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就是经济发展;第二类就是结构调整;第三类是科技教育;第四类是资源环境;第五类是人民生活。我们这本书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想今天就一些重要的考虑,或者我们给中央提交的背景研究的一些考虑,不代表官方,我们称之为智库版的建议。

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经济增长率,这一点有很大的争议,特别是在“十三五”时期进入到一个新常态背景下,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到底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多高?或者说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不光是中国人关注,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可以说和五年前、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么讲?因为G20去年的峰会(澳大利亚)、包括今年的峰会(土耳其)、明年的峰会(中国)主题就是一个,即全球经济增长,希望二十国经济体能够到2018年经济增长率提高2个百分点,进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大家知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它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中国对过去4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是三分之一,而美国大体上是我们的一半。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全球最瞩目、最关注的问题,而恰恰我们在这个时期提出来“不以GDP论英雄”,这是和我们的发展模式转变是非常关切的,但并不是说GDP不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包括“十三五”规划,当时提出这些目标是怎么实现的。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和讨论,当时提出的“十一五”规划的预期指标是7.5%,“十二五”提出的预期指标是7%。所以我们也在考虑,“十三五”时期提出的预期指标,我们就加了两个字,叫“7.0%左右”。大家就会问:“左右”是什么含义?“左右”的含义是正负之间0.4个百分点,就是在6.6-7.4%之间,只要都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认为基本都是实现。但实际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和历次五年规划是一样的,都会高于原来的预期指标,这个情况正好和印度相反,印度每一次提出经济增长率目标都没实现,比如他今年提出来要达到8.3%,但实际结果可能是7.5%,而中国是倒过来,只要提出一个经济增长率指标,就会高于这个经济增长率。当然这背后有一个机制,我认为,国家提出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就等于给全国各地提出了一个底线,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二五”,当时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参与很多讨论的时候,都建议是7.5%,而不是7%,但是后来定下来还是7%,党中央实际上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比较高的目标有所调整,更多的是关注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增长周期的下行期,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就问这个下行期时间有多长?实际上是从2002年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进入上行期,当时2003年SARS危机并没有改变上行期这个趋势,一直到2007年达到高峰(为14.2%),而后开始下降,进入下行期。因为后来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了4万亿刺激方案,实际上使得下行期有所往后推延。我认为到今年基本上达到底点。“十三五”时期可能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的上行期。

这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如果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来看,我们认为中国还有强大的增长潜力,它的实际结果可能比我们估计的要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正处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五化同步”的时代,这五化就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互联网+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这个增长趋势是不得了的。前面我也到马云那边做过调研,我吓了一大跳,他们那张商务交易图根本不是全国960万平方公里,是整个全球的地图,其电子商务活动已经覆盖了可以说是240个国家和经济体,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中国今天互联网化也好,还是“互联网+”,这是第三大发动机。

第四大发动机是我们说的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创意性的提出“四化同步”,今天我们加上另外一“化”就是基础设施现代化。我们这本书详细讨论了在当今世界最大规模、最现代化以及最大投资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这就回到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提出“四化”目标,就有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今天我们用的是基础设施现代化,不只是交通运输现代化,包括通讯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城镇基础设施等的现代化。迄今为止,这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远没有完成,并且还随着“一带一路”拓展,将把中国的基础设施现代化推向沿线国家,进而推向全球,因为世界最长的桥、最好的桥、最高的桥、最难建的桥都在中国设计的、建造的。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同时具备这五化,这五个发动机。而这五个发动机本身是相互支撑、相互需求、相互作用的,我们还处在这样一个五化加速的过程中,所以我们非常看好未来时期中国仍然处在7%左右的甚至更高的实际增长率。可以延续到什么时候?可以延续到2030年及以后。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战略定力,不会因为说“中国崩溃论”就慌张,只能越说越强大,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的经济增长率的底线,我们的考虑为什么是6.6%呢?因为只要达到6.6%,未来的5年我们就可以确保实现党中央提出的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是底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率一旦降到7%左右,为实现的其他的指标和目标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有利条件,特别是节能减排。我们也做了一些专业的研究和计算分析,只要经济增长率一下降,节能减排就会实现,我们看“九五”时期就这种情况。“九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是8.6%,而几乎所有节能减排的目标全部实现,而且还首次出现碳排放负增长。但是后来“十五”计划逆转,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5%,为什么我们打分打了60多分,就是这些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没有实现。有了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率的背景,就会使得中国有了实现行稳致远的预期,不仅给中国的市场主体(现在已经超过7400万户)提供这样一个信息,最重要的是给全世界(240个经济体、贸易体)一个清晰的信号,因为中国只要保持7%,那么我们对全球的贡献率是非常之大的。


我再谈谈创造就业。因为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工业化的中期到后期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第二产业(2013年),同时服务业已经成为巨大的创造就业的机器,2014年占总就业的40.6%,比2010提高了6.0个百分点。在过去四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了5100万,再加上今年可能会达到1300万-1400万,我们首次在五年内创造6000多万人城镇新增就业。我们希望在“十三五”时期再创造新增就业,保守的估计是4500万人。可以通过“十二五”就已经看到了,现在的新增就业主要来源,一是高职高中毕业生每年700万以上;二是大专以上,这就包括了大本、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基本上每年700万以上。因此现在进入劳动力队伍,他们的人力资本之高,其实已经大大高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了,这一点来看就会加速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我们估计2014年全国大专以上人口1.5亿人,其中在劳动力队伍中超过1.1亿到1.2亿,很快就会达到1.5亿,到2020年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接近1.8亿人,这是不得了的人力资本红利。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美国的就业人数也就是1.43亿人,我跟美国的专家讲,现在中国的劳动力队伍中,大专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就业人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力资本扩大过程。

从结构调整来看,从2010年-2014年,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了5个百分点,今年还会增加1个百分点,我们希望在2020年继续提高4个百分点,那个时候基本上服务业的比重在54%以上,甚至55%以上,甚至于还会更高。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从传统的工业化类型为主的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向中等发达或者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产业结构方向转变,也意味着我们进入到工业化的后期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在总的就业人口的比重,到2020年能够达到45%以上。另外,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这么多的高中、高职劳动力和大专以上人口进入劳动力队伍,主要是进入一些知识密集、文化密集、信息密集、金融密集、教育密集、卫生密集等行业,这些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现代要素行业,也是成长最快的就业行业,在这些领域会创造大量的就业,也会有大量的服务贸易、跨境贸易,从而形成中国新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

城镇化率进一步上升。当然我们更关心的不是常住人口比例提高了,常住人口比例超过60%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更关注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到2020年提高至45%左右,也就是转移3个一个亿的人口。现在广东已经开始采取在全国大规模的、上千万人、分不同类型的城市来解决外来人口安居乐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广东对全国巨大的贡献,怎么使这些常住人口真正落地、落户,得到基本的市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因此中国实际上是在解决一个世界性难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就是贫民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贫民窟地带,中国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还需要解决自身的“一市两制”问题,这个市就是城市,两制就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差异性。从“一市两制”变成“一市一制”。其中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看,“一市两制”也表现为正规就业(指单位就业或职工)与非正规就业,这就要求我们现在要增加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实际上私营很多企业本身也是职工)。我们发现,2010年以后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迅速提高,从2010年的1.31亿提高至2013年的1.81亿,在整个中国城镇人口的比重,过去是下降的,但是过去这几年迅速提高,从2010年的37.63%提高至2013年的47.35%。

怎么样使所有的从业人员(特别是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民工)得到各类保险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这对长远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说的五年规划本质上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划,是要以人为核心,这个大写的“人”是谁呢?是13亿全体人民、7.7亿全体从业人员。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把它放到一个人的全生命周期来考虑的,因为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出生前后、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老年期,如果考虑到80岁以上,我们还可以称之为高龄期,这是年龄维。另外一个维度我们称之为能力集维,这就涉及到教育、健康、就业、社保,还包括文化,因为这个人不仅是社会人,也应该是文化人,怎么样在不同的年龄段,对不同的能力维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来对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我们所理解的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十三亿人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的年龄段,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促进他(她)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这个目标设计中就考虑到,以教育为例,一方面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推广学前一年到学前三年教育,能够争取到2020年基本实现普及和全覆盖。因为有学前教育和非学前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对人的终身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公共物品或者是公共服务,或者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二是进一步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三是要进一步提高高中教育毛入学率,只要达到90%以上就相当于发达国家或者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希望能够达到91.5%以上。四是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现在看来我们估计有点低,43%,如果创造条件的话,可以超过45%。为什么?因为很多国家,特别像韩国,它在这个发展阶段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都是大幅度提高的,也就是说将来进入劳动力队伍,上大学是基本条件,不管他们上什么样的大学,都有助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只不过是不同的专业而已。

此外,还要加强毕业之后的继续教育、终生教育。因此国家就要开设开放大学,几乎让所有有意愿的人员,包括退休的人员可以注册和选择各种课程来学习,建成一个我们称之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人人学习、时时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此外,还有健康的指标。为什么健康指标也非常重要?因为“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提高1岁人口预期寿命,结果是什么?我们估计到2014年,中国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岁,美国是78.8岁,因此实际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美国,但是我们的预期寿命正在接近美国。现在的上海已经超过83周岁了,北京已经超过了82岁了,杭州这些地区全都超过81岁。因此现在把人均预期寿命写到国家发展规划中,是非常关键的指标,我认为甚至比经济增长率更重要了,因为是以人为本,特别是以人的健康为本。怎么样才能够在70多岁的情况下再提高1岁,“十三五”涉及到多方面的人群,譬如说慢性病患者,譬如说特定人群,精神病、忧郁症等人群,因为和社会变迁转型是非常有关系的,知识分子群体也一样,因为各方面社会压力、精神压力、竞争压力等都会引发各种心理的不健康因素。还要涉及到怎么继续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岁儿童死亡率,特别是要降低吸烟率,降低重大传染病及死亡率,还有降低职业病率、地方病率,还包括降低自杀人口比率,还要降低他杀人口比率,就是百万人口谋杀率,我们希望中国基本上能够进入到世界谋杀率最低的国家,大体和极高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的平均水平是一样的,而且现在看来还有潜力,这本身都能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另外,最重要的还是大幅度降低各种生产交通事故死亡率,大头主要还是交通事故死亡率。中国现在大约拥有的机动车已经超过了1.5亿辆,在“十五”末期出现了机动车迅速上升,交通事故直接死亡人数下降,开始脱钩了,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脱钩,这就需要搞智能交通,也需要提高人的素质,这是很重要的,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人口预期寿命。

现在看来,比较困难的是如何解决城镇保障性安居住房。从这一点来看,随着人口和劳动力的变动与流动,特别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也包括农民工进城以后,这个基本保障房看起来是一个弱项或短板,需要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加强建设,再建设3600万套,使得基本上应该做到“住有所居”,这还是很重要的约束性指标,是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指标。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总的来讲,我们所提出的这些指标是希望能够反映最优先的发展领域、发展目标,也要凸显如何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理念。

要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指标,进一步减少经济发展的预期指标。事实上来看,到“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经济发展指标已经很少了,只有三个,占到整个的比例都比较低,只有12.5%,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六五”计划,经济指标是为主的,大约在60%以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核心词是“全面”,最核心理念还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呢?有哪些重要的标志呢?在党的十六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的目标。我们看到,地区差距(指各地人均GDP差异系数)从2004年达到顶峰(为75.1%)开始持续下降,到2014年已下降至43.5%;城乡的收入差距在2009年达到顶峰(为3.33倍)开始下降,到2014年已下降至2.92倍;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口径中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达到高峰(为0.491)以后开始缓慢下降,2014年下降至0.469。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十三五”时期,这三个核心指标能够继续下降,从而来解决我们大家当前更关注的差距问题,到2020年地区差距下降至39%,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至2.5倍左右(2014年浙江已降至2.08倍),基尼系数下降至0.45左右。

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差距扩大也好,还是缩小也好,可以说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像美国、日本的情况。特别是日本,它的绝对收入是下降的,美国收入绝对水平变化不大,我们是绝对收入水平提高或者大幅度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所以这两个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大家把差距扩大混淆在一块,这是应该有所区分的,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也是一个渐进的目标,经过从“十一五”到“十二五”,给我们的信息已经告知三大差距开始逆转,从原来的扩大开始转向缩小,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不可逆转的缩小趋势,这还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

总而言之,到那时中国14亿人口能够过上全面建成小康生活这样一个水平的话,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计算,人类发展指数(HDI)大体到那时可以达到0.77,现在看起来有可能会更高,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有一些地区像上海、北京、天津已经超过0.80,就相当于世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衡量,我们可以当之无愧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实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说是比较富裕或者中等发达的标准,基本上还是可以达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外国人来到中国访问、旅游,非常感慨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低甚至不亚于他们,无论是住房条件、吃穿行,包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当中国绝大多数人口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标准,从人口规模来看,再从所花的时间来看,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凡是来过中国的,亲眼目睹了中国人民的,都对中国发展有着超乎预期的高度评价。所以说到2020年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目标,不仅具有中国发展的意义,还具有全人类发展的意义。

今天有点讲多了,后面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


主持人: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演讲。胡老师今天结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一些成果,给我们具体介绍了“十二五”的一些情况,也提出了“十三五”的一些发展目标建议,给我们从各个层面描绘了“十三五”非常生动的图景,还提出来一些非常具体的指标、非常生动的概念使得这个大战略,虽然是大战略,但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认知,下面进入到提问环节,时间有限,只有半个小时,请大家积极踊跃的提问。

中国经济网记者:目前三期叠加以及国内外形势,这种压力下稳增长压力比较大,我们要实现稳增长会不会使一些既定的改革目标搁置或者暂缓,你刚才展望了一下“十三五”,未来的增长点和新的动力能不能详细的解读一下?

胡鞍钢:我对中国经济动力已经解读了,就是中国的“五化同步”,现在又加了一“化”,就是绿色化,是指绿色要素不断投资、强化、扩散应用过程,生态资本从负资产转向正资产、从赤字转向盈余的过程。绿色化是体现在“五化”的全过程中,可以说是“六化”。

这些经济增长点是每天每日都在发生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年突破40亿人次的国内旅游,如果不是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铁也包括飞机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达到这一规模的。乘飞机的旅客,去年是3.9亿人次,今年肯定是突破4亿多人次,是4.5亿人次还是4.7亿人次说不清楚,但是都和“五化”是相关的。当中国人开始旅游了,特别是当中国人又跑到国外去旅游了,其实已经在影响全世界。一个多礼拜以前,国外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中国游客在影响和改变世界”。对这个增长来源和动力我们并不担心,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又是实体经济的发展,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那种突发性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一个内部的或外部的冲击,就像这一次股市波动,就是一个明显的冲击。我们能不能有效的去抵御这一点,这是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研究和讨论。

此外来看,刚才你说的确实国际上非常关注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五月我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访问,人家有专门的团队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包括中国金融,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他们也是看好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今年4月份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他们已经在预测到2018年。当然它的预测更多的不是基于汇率法,而是基于购买力评价方法。像去年根据最新的数据,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评价方法计算已经达到了占全球比重的16.3%,而美国是16.1%,这就是为什么当中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任何表现都会对全球产生极大影响。所以我们也在研究,因为明年就在杭州西湖要召开G20会议,中国能不能拿出中国增长的方案,中国增长的方案不仅是经济增长,也包括对全球的贸易增长,对全球的旅游增长,对全球的投资增长的中国方案。因为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这一点对全球也是产生的极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讨论“十三五”规划和十几年前讨论“十五”计划,或者“十一五”计划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处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中国已经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发动机,也是当之无愧的。但同时你就要约束自己的增长方式,你不能随便这么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包括污水,我们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排放国,你必须要自律,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或者是绿色发展这样的思路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率7%一下来了,整个节能减排的指标都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可能除了“九五”计划以外,这次“十二五”是节能减排指标执行最好的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这种关系总书记讲得比较清楚,现在我们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来看,因为我们必须从全球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新京报记者:我有两个问题,因为您是“十三五”编制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我想关于编制,其中哪些问题专家关注得特别多,哪一个或者某几个问题专家之间的分歧比较大。

第二个问题是国企改革,因为目前国企改革都在传言央企合并,今天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董事长要互换,又引发了这个猜测,您怎么看待这一轮的国企改革?之前提到民营资本进入,但是今年以来提得又比较少了,您怎么看待这种合并和民营资本的发展问题?

胡鞍钢: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五年规划前面我已经讲了,它是一个民主到集中,再民主到集中,从发散到共识,再发散再共识,因此实际上每一个核心观点,包括我们前面谈到每一个核心的指标,包括重大的措施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它形成这个机制以后,就会取得我们称之为更多的共识,因为有些意见是不同的,真正形成决策的时候是选取和采用共识的那部分,这就和你第二个问题相关联了。

因为改革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能够在某些共识的方面取得共识以后,就会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进展,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不只是国企改革。另外来看,在全世界,其实企业制度都比较简单,就是合伙人制,然后就是公司制,但是中国的体制不一样,按不同的所有制分类大约有十几种企业制度安排,就是国有还有国有控股和国有非控股等等一系列的企业制度。这个我们称之为经济生态,你想想十几种企业制度,国际上都搞不清楚,为什么马云的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不了,就发现你这个制度我这没有规定,类似的情况很多。因此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国情复杂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经济生态,因此就会有不同的企业制度,也就有不同的模式。所以只是说国企改革就不够了,可能还要具体分类,所以笼统地说不够深化,当然这个要专门研究。

至于专家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有争论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经济增长率,这算是比较核心的指标,就光这个指标就很多不同的意见。有时候专家的视角与领导人、决策者最终的视角不一样。上一次“十一五”规划内部讨论这个指标时,我们大多数专家的建议都是7.5%,最后的结果是7%,中央不仅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的趋势,还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这7%等于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定了一个底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更加强调的不仅是技术可行性,还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所以应该多方面的角度来讨论。

另外来看,上一次“十二五”规划在提出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时,我们建议都减少10%,后来环保部提出来有的减少8%,有的减少10%,现在实践下来以后,那些减少8%的指标都超过10%以上,这就说明制定指标的时候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实际结果是不是达到。当时我们有很大争议,我坚持10%,他们(环保部)认为我们做不到,只能8%,最后的结果是超过10%了。所以争议是很正常的,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有效机制,使得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不仅共识以后,还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这也是中国国家治理一个重要的方针。

中国网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要实现2020的目标,在“十三五”这个计划当中,哪些风险是我们最需要防范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与2020年的目标有关系,刚才目标中提到城镇化率必须要达到5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

胡鞍钢:那是以前提的目标,十六大报告提的是50%,十七大报告是60%。这次我们没有提城镇化率,这次提到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因为我们估计今年会达到37.5%。从37.5%提高到45%,大约提高7.5个百分点。

中国网记者:要达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工作,不能把农民工进城就简简单单当城镇化了,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胡鞍钢:实际上这个指标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最核心的指标,而且就这个指标专门有各项的政策,特大城市是什么样,大城市是什么样,中等城市是什么样?最重要的是广东现在已经开始设计了,实施方案已经出来的,广东有最多的外来人口,也为广东的经济增长创造了相当大的劳动就业机会,今天有资格在世界上堪称大经济体的,我认为就是广东,为什么呢?广东去年的GDP超过1万亿美元,什么概念?是中国2001年的GDP总量,也相当于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经济总量。所以它的任何一个措施、地方创新,都会为其他地区创新提供经验。当然现在比较难的是北京、上海,大家都愿意去北京上海,它可能会区别对待,分不同的类型。这类问题我们也有所考虑,实际上会在专门的规划中给具体的设计。


北京水科院: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资源制约方面的,我本身是搞水资源研究的,水危机一直是全球特别严重的问题,我想请您谈一谈水资源问题在“十三五”大战略中的位置,是怎么考虑的?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态方面,现在像空气污染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民生的重大问题,水和生态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我想请您谈一谈在大战略中对生态问题的一些考虑。谢谢。

胡鞍钢:你是专业人员,我也是从我们专业(公共政策)的角度来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继续提出的量化指标,包括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继续降低30%,它是什么目的?我们希望是工业产出增长、工业用水量的绝对量开始减少,我们称之为第一个脱钩,工业增长,但是工业用水量到高峰开始下来。第二个是农业灌溉用水有效系数提高到0.55%以上。这是第二个脱钩。什么含义呢?就是要使农业总产出继续增加,但是农业用水量达到高峰开始减少,我们称之为“两个脱钩”,这本书没有写到。现在我们开始考虑第三个脱钩,是什么脱钩呢?如果这两个数据脱钩,我们就可以加速实现用水总量达到高峰,GDP继续增长,而后用水总量开始下降。当然在中央的建议,就是今年关于生态文明建议的目标中是提出达到6700亿立方,我们觉得太高了,因为现在已经达到了6100多亿立方,我们希望能不能够达到6500亿立方,剩下的水就是生态用水。因此实际上现在中国需要增加生态用水,不是要增加农业用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走到今天为止,如何实现主要资源高峰脱钩,特别是用水资源达到高峰,特别重要。现在耕地资源已经基本上降到最低点了,不会再继续下降了,但是它也占用了大量的良田了,补充的都是一般质量比较差的耕地了。

接下来是我们谈到环境污染,就是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脱钩。在我们前面的建议包括这本书的建议还是提出4个主要污染物,现在我们建议增加6-8项,这就涉及到你提到那个水了,比如说水中的总磷、总氮,包括其他工业污水等等,能不能达到绝对量的下降?马上就遇到一个基本问题,能不能这些指标落地,分解到各省、各地市、各县,如果落实不到,就无法作为指标。这里面涉及到大量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要专门去研究中国最需要的科学,去解决这些问题它的贡献就跟袁隆平的贡献就差不多了。像这些科学技术问题都是属于世界性的难题了,我们能不能在一个收入水平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实现脱钩,总不能拖到2030年的时候在脱钩,那个是积累起来,你也知道污染是具有积累性的,我能不能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要发展高效的农业节水技术,高效的工业节水技术。我曾去宝钢,宝钢并不缺水,但是宝钢的循环利用水达到了98%、99%,也就是说它不再使用外部的新鲜用水,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也鼓励叫做资本替代,用物质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来替代生态资本,它才能达到98%,就是所谓重复利用水的过程。我想这些方面,中国都可以在世界上走在前列,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新来者,没有像美国、欧盟,时间很长了,沉没成本特别高,这样我们可以实现一些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球网记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网络化和移动互联网化。您刚刚提到说听了马云的讲话之后也感到有点意外,说下一步的规划会覆盖240个经济体,我想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第二个是关于终身教育,您刚刚也说我们要以人为本,是人的全面发展规划,终身教育立法,国外有一些借鉴措施,对于我们来说,“十三五”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胡鞍钢:首先来看,真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去了阿里巴巴调研以后,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大屏幕都是在线的,基本覆盖了全球240个国家和地区,因为主权国家是193个,正好全世界是240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想到是全部覆盖,其中活跃的买家是216个,因此我在他那张图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本身的经济一体化,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全有,第二在这张图我也看到了全球产业链,第二全球价值链,第三全球供应链,只有形成这三链,才能覆盖全球。这也说明我们的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走出去了,当然我们现在也遇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怎么去进行关税服务、海关服务,因为它是24小时的物流通关,它不会说上到星期五下班的,因为有冷冻食品一系列商品,你的规则要能够适应24小时,还要对240个国家的信息,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个企业怎么样从中国企业变成跨国企业,进而变成全球企业,为全球消费者服务,特别是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生态平台,因此总理提出“互联网+”不是想象出来的,就是靠的这些事实,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等等一系列最新技术开发和应用。所以在这个方面来看,中国可以说在电商或者是服务方面,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了。客观地说,这是说明中国的企业,现代企业只有20年的历史,因为是1993年才写到党中央的决定之中。他们就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的这本书(指《“十三五”大战略》),中国怎么回事,全世界和中国什么关系讲得比较清楚。当然不如我们实际地去看,像马云他们那调研去看看。

教育发展指标,国家教育部正在研究讨论,我觉得主要是部分缺位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学历教育、正规教育都实现了不同年龄人口全覆盖,如学龄儿童、少儿人口,一直到年轻人,也包括干培训等等一系列,但是恰恰在毕业之后的继续教育,这是缺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教育部在搞国家开放大学,也是学的国外,就是选课,比如说中专可以学习考大专,大专又可以考本科,本科又可以考研究生,研究生还可以考博士生。我昨天还接了一个E-Mail,有一个学生就是要考博士生,现在给年轻人太多的机会,恰恰在这方面我们是缺位的,在某些方面,到底是属于人力资源部管,还是属于教育部管,所以还是要提供一个我们叫“学习生态”,或者“生态学习平台”,终身学习是我们的梦想。

刚才我已经用人的生命周期来解释了,就是你达到80岁,属于高龄段,由于我们的预期寿命在提高,他也需要学习,这是生活质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专项规划,只是人力资源和教育的发展规划,我们在推动这个事情,国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经验,这是一种文化现象。欧洲人不像我们,人家看书、读小说、读文学作品,这些地方我都去看了,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我们怎么样提供背景和需求非常重要。当时(指1966年)毛泽东指示就是想建一个大学校,他没说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但是这个大学校是有利的,就是中国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大学校,就是人人学习、人人读书,人人也就会创业、创新。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到底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怎么学习,其实还在探索过程中,你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主持人: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上周富士康宣布未来五年在印度投资建厂,我是想问问未来五年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何去何从?因为有人说中国可能会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想问一下胡老师您对中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的畅想是什么样的?

胡鞍钢:光凭这么一个事件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够的。我们得感谢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建立一个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世界600多个工业的分类项目,我们差不多覆盖了500多个,因此它的配套能力非常强,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现在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算下来是比较高的,但是在下降,香港80年代达到高峰开始下降,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中国走出去是势在必行,现在不只是富士康走出去,现在最大的震撼是小米,小米在印度提供的产品不亚于富士康,我想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国际专利(PCT)的问题,你没有申请专利,就会到那些国家碰到交叉使用专利的事。现在中国的制造业,我认为核心的问题缺少国际专利、国际标准、国际品牌,但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所以我也并不悲观,而且我认为现在中国是“互联网+”和制造业有机结合,因为我们考虑“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也提出来,怎么样强化生产性的服务业,因为微笑型曲线都是在生产性服务业,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的加工、装配那部分有所下降,我们也会朝着两端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

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胡院长对大家提问的一一解答,我相信明天胡院长的精彩观点会见诸各大媒体,今天的活动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胡院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