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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二战风云中的中国记者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04 月01 日 | 文章来源:中国网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本来今天应该是刘世德先生讲“三国”,但他因患病不能前来。因来不及通知大家,而又无论如何不能让大家白跑一趟。我自己来救场,讲讲我的恩师萧乾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些讲他的生平、创作、思想。我准备了一些小题目,分着来讲,有的可能故事性比较强。如果最后有时间,我还想多少讲一讲我与萧乾,我所认识的萧乾,走进萧乾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再远距离地看萧乾,即如何努力使自己作为一个学者,拉开距离,从史的角度,从研究的角度去认识萧乾。

我就先给大家讲萧乾的生日。萧乾是属于那种从小就特别淘气的孩子,那种我们常说的,如说北京大杂院里的小孩讨人闲,上房揭瓦,斗猫斗狗,捅马蜂窝,那种事,萧乾小时候都干过。我也干过,我是大杂院出来的。所以当我1987年第一次来到萧乾先生家。他给我开门时,一看老头冲着我微笑,那种脸上带着的顽皮劲儿透露出少年时代的那种调皮,我就觉得我们俩特有缘。到后来慢慢地更亲近了之后,聊得很多,我发现,可能很多男孩子小的时候都干过这种调皮的事,萧乾也不例外。有一次,他捅了马蜂窝,一家人都不敢出门。有一个亲戚说他,午时鸡淘气,他便知道自己的生辰是午时,而且属鸡。他问妈妈,哪年生的,妈妈告诉他,宣统元年。萧乾就知道自己是生于宣统元年,属鸡,而且是午时。到1939年,萧乾赴英国要填户照,必须得详细写上自己的阳历生日,不能写阴历。阴历,他有印象。从小时候,记事的时候 ,一到每年的腊月十七,就有老人跟他说,你长尾巴了,得给长辈门磕头。好,他知道自己的阴历生日,是腊月十七。填表的时候,他就干脆把这个阴历转换成阳历,就是十二月十七。可是年份怎么办呢?宣统元年啊!当时,1939年,宣统还在满洲国。他不想当这个傀儡皇帝的子民。心想,如果是康乾盛世嘛,自己还有点荣光,末代皇帝,而且还是傀儡皇帝,算了吧。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生年定在了共和,也就是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12月17日。

1958年,萧乾已被打成右派了,派出所到他住的院里来查户口,说如果有谁对阴阳历生日搞不清楚,可以到派出所来核查。萧乾一想,自己都右派了,前途还不知道怎么着呢,生日就算了吧。也就没查自己的阳历生日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1979年,萧乾的“右派”得到平反昭雪,第一次访美,在一位美国汉学家的家里,又说到自己的生日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自己的阳历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这位汉学家就说,这非常简单,现在有现成的书,就是那种阴阳历对照表,你是哪年,属鸡,一对阳历哪一年,马上就知道了。也就是说,萧乾在他69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1910年1月27号生人,属鸡。这就是萧乾的生日,年近古稀之年才搞清楚自己的阳历生日。

第二,说说他的民族。现在一介绍萧乾,就说他是蒙族作家。按萧乾的父亲来算,他应该是蒙古族。但他是不会说蒙语,不认识蒙文,也没有蒙族的民族意识的这么一个人。他蒙族的最初印象来自于每年的祭祖。祭祖先的时候,那牌位上是牧民模样的祖先。他知道这个大概是蒙古族。边上还有家谱 ,家谱上的字曲里拐弯的蒙文他不认识。这是他知道最早的跟蒙族的联系。但是他搞不清楚自己的祖先,到底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虽然跟蒙族有这么一点关联,因为小孩都有那种调皮,喜欢威风,他从心底有这么一种虚荣心理,就老觉得如果我要选祖先,祖先肯定是东蒙的猎户,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坎肩儿,背着猎枪到原始森林去追逐野兽。多威风啊!所以当有人问萧乾的祖先来自哪儿?你不是说你是蒙族嘛,萧乾就特别豪迈地说:大兴安岭。到底是不是那儿,也管不了那么多。等到了上小学的年纪,那时侯同学对少数民族是很歧视的,包括对回教的同学,常常说一些难听的话。对蒙族的萧乾呢,也是叫他小鞑子。萧乾心里很难受。很快他就在自己民族这一栏里,包括他跟别人说时,就不是蒙族了,是汉族!这个汉族也没错,为什么?他妈妈是汉族,他是从汉人的肚子里出来的。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把蒙族的身份给瞒起来了。

一直瞒到1956年。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抓起来了,全国搞审干运动,必须交代自己的方方面面,萧乾写了一个自传。在1950年该交代的全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了。但自己这身份还瞒着呢。为了表示衷心拥护全国的审干运动,便把自己的这个民族身份交代出来,把自己的汉族身份改回到蒙族的身份。建国之初的时候,他倒没想这么做。因为建国之初少数民族已经开始享有很好的待遇了,萧乾图省事,建国之初也没顾上说。身份刚转过来就有好事了,中国作协代表团去内蒙,参加内蒙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活动。严文井推荐萧乾作为蒙族作家参加了这个访问团,到内蒙采访、参观、访问。萧乾写了《万里赶羊》、《草原记景》等跟他自己民族发生关系的特写和散文。也不能白当一回蒙族人啊!但他自己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假蒙古,这次内蒙之行,更印证了他是一个假蒙古。刚到那儿的时候,锡林郭勒盟的蒙长问代表团的人:你们都是北京来的,到了我们内蒙早点是吃汉式的?还是吃蒙式的?代表团所有人都异口同声:来了内蒙,我们当然要吃蒙式的。结果吃了这个蒙式的回到北京之后,萧乾说得有半年的时间,都怕再闻到奶味。可见这个内蒙之行,又再次证实了他是一个“假蒙古”。除了不懂蒙文,不会说蒙语,吃上也不行。

在萧乾去世前十年左右,一位蒙古朋友考证出萧乾的祖先到底是属于内蒙的哪一支。因为各民族对于属于自己民族的很多优秀的人物,总是想探本究源,他的祖上到底在哪儿,他的祖籍到底在哪儿?经过热心人的考证,最后给萧乾的先人查到的祖籍资料大概是,他属于察哈尔部蒙古族,清代叫“商都镶黄旗”。而且还考证出萧乾的先人是在康熙十四年重编察哈尔八旗之后进关入京的。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萧乾说他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也没有考证过萧乾的家谱,他自己也没有这方面任何的蛛丝马迹。也就由别人去考证吧!

第三个小题目,讲讲萧乾的童年生活对他后来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对一个人,特别是对一个作家,有着非常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他的性格的形成,以及未来写作的素材、写作的内容以及写作的风格,往往都跟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阅历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萧乾的童年生活,作为一个穷孩子,除了淘气之外,就是穷。这点跟老舍先生很像:写北京的这两个作家都是出生在北京的城市下层贫民家庭。而且全是少数民族,一个满族,一个蒙族。还有一点很类似的是,老舍先生出生的时候父亲还在世,一岁多一点,父亲作为满清正红旗的护军士兵,在抵抗八国联军打北京的时候,牺牲殉国了。而萧乾一落生,父亲就已经不在了。这个他最早也是淘气的时候听亲戚说的:你这个暮生儿,就知道淘气。暮生就是遗腹子。

作为穷孩子,他们的父母那辈都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相当低。老舍先生的母亲是文盲,萧乾先生的母亲也不识什么字。但不识字的家庭从孩子小时就坚定了一条,一定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这点也是成就像萧乾像老舍这样出生在城市下层贫民家庭,未来成为优秀作家的一个很好的基础。

萧乾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对他一生影响都很大,包括他1949年面临人生抉择,到底是接受剑桥大学的教聘,担任终身教授呢?还是回到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个时候,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件事对萧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出生在东直门城门里面那一片贫民区,很穷。那一代的穷苦人,尤其到了冬天,因为家里面没有米下锅,常常要去那种慈善的粥厂门口排队,领取施舍的粥。排队的人很多。经常是天不亮,大人小孩就要拿着盆啊、罐啊、碗啊去排队等粥。萧乾常早晨起来替家人去打粥。有一次他看见了一个大鼻子白俄。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沙皇俄国的王公贵族,有钱的都带着细软、宝贝什么的跑到巴黎、维也纳当寓公去了。而这些王公贵族的下人们、仆人们没钱,怎么办?艰难地经过西伯利亚进入了中国。很多就来到了北京。那时候东直门附近还有一座东正教堂,很多下层的、贫困的、沙皇的白俄就把那个地方当成了他们的圣地。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向北京人卖一些俄式的挂毯,周济一下自己的生活。坐吃山空啊!时间一长,什么都没了。这个大鼻子白俄也就加入了北京的穷人舍粥的行列。大家都排队啊,像我们今天排队买东西,看到一个夹塞儿的人,还得怒目而视:别加塞儿,后边去。那个时候,穷人自己都不知道排队尾能不能舍上粥,何况再加进来一个洋人。可想而知,大家对他非常敌视。发现之后,就把他踢出队外。不许你抢我们中国人的粥,我们还不够呢!冬天很冷,大鼻子白俄穿得又很少,连冻带饿。有一天,萧乾在放学的路上,发现了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地上有一具尸体,盖着一领席,席外面漏出两只脚丫子,从小腿还能看出密密扎扎的毛。洋人毛儿多呀!他很好奇,就想知道这是谁。一会儿,来了验尸官。验尸官登记的时候,填表,边填边自言自语: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装车运走,埋了。

这件事对萧乾的触动非常大,影响到他1949年时做出抉择。他当时首先在脑子里闪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白俄的形象。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做一个无国籍的流浪汉。我要有自己的祖国。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形还不一样。那个时候,萧乾那一代知识分子这种国家至上的观念,这种祖国强大了,建立了新中国,回来投身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种由衷的政治热情,在那个时代是相当自然的。今天可能有人会说,我们可以是世界公民,不一定非是中国人嘛。我可以拿个美国绿卡、英国绿卡,或者加入了英国籍、美国籍,我的心依然是中国心啊。现在这样的已经很多了。包括我在看电视连续剧是看到的,最后演员名单一出来,苏小明,法籍;张铁林,英籍。都已经很多了。国的情结,国的根的意识,今天的这一代可能跟上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949年,剑桥大学70岁的何伦教授跑到萧乾香港的公寓去了好几趟,动员他,而且是用非常确凿的事实动员他:你不要回去,回去之后,已经有先例摆在那儿,你看苏联共产党是怎么对待知识分子的,肃反,死了那么多人,而且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蜜月肯定长不了。我想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对于历史的特别灵的、先验的、先知一般的预知。如果萧乾1949年的时候知道1957年“反右”,他被打成右派,知道“文革”的时候,自己还要受批判、要自杀,我想也许他1949年的选择就要有变化。还不是动摇的问题。但这个东西是谁也把握不了的,谁也不能够预先知道的。等到了晚年的时候,萧乾提起这段经历,我曾经问过他。我说:您当年回国,到现在想一想后悔不后悔?首先是无从后悔了。萧乾回答的也很巧妙,说:我不后悔。就是因为无从后悔。然后再反过来说,我倒很感激“文革”,我倒很感激“反右”。为什么呢?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反右”,经历了“文革”,在痛定思痛反思历史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素材积累下来,可以写,可以表达,而且思想是那么的犀利,那么的锋芒。这个后面我要讲到。

由于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倒让一些海外的作家们羡慕不已。萧乾在80年代出访新加坡的时候,曾经有个新加坡的作家跟他聊天,说到了这种羡慕之情。说:你们大陆的作家多好啊,那么多事可写,又是批胡风,又是“反右”,又是“文化大革命”,写都写不完。你看我们,这太平盛世,新加坡什么风吹草动都没有,我们写什么呀?萧乾就说,我们首先谁也不愿意经历共和国在建国以后所经历的那一种历次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被这个无端的、或主动、或被迫、或无奈地卷进了这种旋涡。他就跟说,以你们新加坡那么小的弹丸之地你们要来一场“文革”那样的运动,非亡国不可。中国毕竟大,还经得起折腾。这是个题外话了。

第二件事要讲萧乾二叔家的四堂兄娶了个四堂嫂。四堂嫂是洋人,是美国人。这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一个美国女人会嫁给一个中国人,属于大逆不道了。爱情的力量也是巨大的,美国的教会反对安娜嫁给萧乾的四堂兄,她在美国的父亲写信来,威胁要断绝父女关系。其实,这很像我们今天有些女孩子肆无忌惮地爱上一个家里无论如何不许她嫁的男人之后的那种劲头。很像。你说了大天来,我是非嫁他不可。这种事往往无法解释清楚到底是什么魔力和魔道就使她非如此。安娜就是这样,她是个基督徒,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相信《圣经》中一切超自然的奇迹。她非嫁给这四堂兄不可。

嫁给四堂兄给萧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那对日后萧乾成为一个作家,进入《大公报》,到英国去,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契机。在那个时候就打下了伏笔, 四堂兄一走进萧乾家的门不久,首先就做起了中国式的贤惠媳妇。上有婆婆下有姑叔,浆洗缝补什么都干。这也很难得。同时,她就教小萧乾背英文的《圣经》。萧乾的英文那么好,是从七八岁的时候,美国的洋嫂就教他背英文《圣经》,教他英语,跟他用英语说话,跟他用英语聊天。所以萧乾的英语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到后来也是跟有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老一辈的人,有人说在他们那一代人里边,有两个人英文特棒,特别纯正,一个是萧乾,一个是钱钟书先生。现在的学生那么费劲巴拉地考什么英语四级六级八级,那对他们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了。这使我想到,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他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客观机遇之间的关系,要非常好地结合起来。你有非常勤奋的主观努力,但是老没有客观机遇提供给你,出人头地呀,那你可能老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现在生活中也常有那样的人,而且还很多。有很多人比如五六十岁了,七八十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唉,我这辈子就是命不好啊。如果哪年哪个什么机会让我捉住了,我可能就不至于这样了!生活中这样的也很多,我们就常常把它归之于命运的捉弄。但是为什么有的成功者他就没有这种捉弄,而恰恰是他会在他老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在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机会,对自己来说是那么的幸运,我抓住了。这个不管对于萧乾来说,对于老舍来说,还有我前不久所了解的安徒生。我去年翻译了一本安徒生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这个问题让我把他们三个人一下子想到一块了。

他们三个又有可比性。都是穷人,安徒生他爸爸是鞋匠,也不认什么字,但家里也是要让他一定受教育,一定要上学。这三个人又都是同时在少年,碰到了一个对他一生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人,老舍家的邻居有一个刘大善人刘寿绵,老舍在中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散文叫《宗月大师》,纪念的就是这个和尚。当时他家里阔,有钱,看到老舍伶俐可爱,就主动跟老舍家里人说:让老舍去上学吧。老舍是这么上的学。有了最初的教育才有了他的后来。安徒生也是,碰到了很好的大善人。尤其是在他上了小学之后,他上学很晚,都17岁了。闯荡了半天,碰到一个官员,是个富人,有慈善心肠,他总是默默地帮助穷人,给他出钱,资助他上学。而且没有任何索取,不求任何回报。我们想想,假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能够在青少年时代,碰到一位这样的师、这样的长、这样的善人,如果你还勤奋努力,至少不怎么笨,将来就有可能获得成功。萧乾也是这样。四堂嫂教他英文,打了那么好的英文基础,这才有了后来萧乾的能够进教会办的学校。授课全是英文啊!他如果没有英文基础也进不去啊。才有了他能够进辅仁大学,考入燕京大学读新闻系,才能碰上他的新闻老师,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才能够认识沈从文、认识巴金,毕业之后就进入《大公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萧乾人生中一系列的,比如说机遇这么好,命运有这么好的安排,找他生命的原点,都可以找到这个四堂兄娶四堂嫂。我们历史地反过来想一想,假如老舍先生没有刘寿绵的资助,没有上学,会怎么样?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大作家老舍留下的那么多、那么好的作品吗?会有《四世同堂》吗?会有《骆驼祥子》和《离婚》吗?如果安徒生没有那个叫科林的大善人资助他,没有受良好的正规教育,会有我们一代一代读了一百多年的童话大师的安徒生吗?如果萧乾没有四堂嫂打他七八岁时就教他英文,他的那一系列生命的轨迹可能就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某一个生命机遇出现的时候,你是否能抓住,可能那时那刻,就决定了你未来的人生走向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可能生命中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某时与某人不期而遇的时候,你的命运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本人也是这样,我没想到大学毕业刚刚一年之后,就认识了萧乾先生,恨不得就是,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科林帮助安徒生那么无私一样,手把手地教悔我、教导我,把我引上了文学的路。恨不得最开始还怕我路走歪了,扶着我走。像这样的人生老师、文学导师,我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个机遇碰到的。

再说回来,因为有四堂嫂教萧乾英文,他在上了一年多私塾之后,四堂兄认识崇实学校的洋校长。他四堂兄是齐鲁大学毕业的,英文非常棒,要不然跟四堂嫂怎么沟通啊。我们今天有很多外文不是很好的人,就嫁给外国人,更多的可能的是靠手势来沟通。也许爱的沟通是不需要语言的吧。但那个时候,萧乾的四堂兄,是靠着呱呱叫的英文跟四堂嫂有非常好的沟通,才相爱的。不像我们现在有些,好像电视里演过吧,比如说,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婚姻在台上两个人说话沟通还有问题呢。当然这属于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语言沟通成为障碍并不影响爱情的顺利发展和婚姻的坚固,这也是可能的。话扯远了。

四堂兄介绍他进了崇实学校,做工读生,半工办读。崇实好像是现在的二十一中,那个学校的主楼就是当年萧乾上学时候的那个主楼,现在也还是原样,只不过修葺一新了。那个学校我也去过,在校史的陈列室里边还留着一本校友录,上面还有萧乾的名字。萧乾就进入了这个学校半工半读。这个学校有地毯厂、有羊圈,还有印刷厂。萧乾这三种活都干过,上午织地毯,下午读书。织了一阵子地毯之后,他的手艺也上去了,能织很好的土耳其地毯。这个时候就转了,让他去放羊,给人家送羊奶。萧乾这辈子,平生第一张照片就是他15岁在崇实学校的羊圈里照的。读过萧乾书的人,可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穿着那种列宁服的一个傻傻的小孩,笔直地站在那儿,从边上能看出来有个羊脑袋,后边是羊圈的栏杆。这是他这辈子照的第一张像。他也在印刷厂干过,这个手艺也没白学,他后来到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时候,每天跟油墨打交道,很快就驾轻就熟了。所以这工读的生活,对萧乾这样的穷孩子,从教育方式来说是特别好的一种选择,既锻炼了意志,也加强了体魄。我跟萧乾先生接触的时间很长,发现他身体很好,虽然八十年代他就割了一个肾,但一直活到90岁,活到1999年。尤其是中壮年时期,非常好,我想这跟他小时侯淘气,做工读生,当记者过旅行生活,这种生活经历使他的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

命运有时候是特别捉弄人,在那个时候,给萧乾带来如此幸运的四堂兄和四堂嫂,在解放以后的命运都不太好。50年代的时候,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北京的大使馆谋了一个职。等到铁托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仇敌的时候,他也就失业了。到后来死在茶淀农场。死得很早。对于四堂嫂安娜,我看到萧乾的这段经历,我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有不同的感触,最开始的时候理解不很深,现在慢慢的觉得这种内在的很深的一种滋味,有的时候实在是让你说不清楚那种苦涩、那种无奈、那种悲凉、那种哀怨,真的只能由自己的心去感、去悟。新中国成立之后,四堂嫂跟四堂兄也住在北京,而且住的离萧乾家不远,就隔了几条胡同。萧乾为了向组织证明自己,他得把社会关系向党汇报,就跟他当时的上级领导乔冠华说,我还有这么一个美国嫂子,有这么一个海外关系,您看我怎么办?乔冠华的指示是:不要跟她来往。六年的时间,萧乾对这位打小那么教他、那么帮他的四堂嫂安娜,居然一次没有见。从萧乾这方面来说,可能是我要保证我的政治的身份、政治的前途。这个时候他想过四堂嫂的感受吗?也可能因为四堂嫂是个基督徒,博爱啊、宽恕啊、仁慈啊。1972年,四堂嫂已经不能自食其力了,年龄很大了,1972年才回了美国。那是在乒乓外交之后,在北京的美国人才可以办手续回国了。四堂嫂是那个时候回去的。等到了1979年萧乾访美的时候,才在那么多年之后第一次又见到了四堂嫂。等到了1983年,萧乾再度访美,四堂嫂带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和外孙女、外孙开车往返四个小时到加州大学的圣迭哥分校来看望萧乾。已经很老了,书里边能看到萧乾跟披着花围巾的四堂嫂的一张照片。四堂嫂还在问他,你现在还不信教吗?萧乾说,不信。四堂嫂觉得很遗憾,说:我这辈子劝了那么多人入教,就没把你劝入教。当然,我也很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从骗的角度来说,四堂嫂也见了很多,自己并不真信教,但是为了达到当时的个人利益和目的而加入了教会,成为吃教者。这个恰恰也是萧乾最开始接触宗教感到很反感的一个地方。

所以接下来要讲的一个小题目是:十字架的阴影。宗教对萧乾有吸引力,吸引力来自哪儿呢?就是那种外表的,小孩一看,教堂的穹顶,尖塔,彩色琉璃玻璃,圣母像,多漂亮啊,喜欢得不得了。可一旦入了教会学校,便会有神父强迫你祈祷,而且必须闭上眼睛。拿着竹板,就像古时候在私塾读四书五经时,先生要敲你手掌一样,《圣经》背的不好就打手掌。萧乾最早对于宗教的反感就来自于这种强迫的宗教。还有,他接触到很多的中国的那些伪善的教徒,就是所谓的吃教者,而且有的教徒属于泛教者,早上起来上庙里拜菩萨,下午去教堂拜基督,这样的,萧乾也见了不少。他们拿宗教当饭碗,自己的生活很窘迫,为了周济家里的生计,加入教会成为教徒,可以从教会得到一碗粥、一碗饭。萧乾对于教会、教徒的这些接触,包括他在崇实学校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使他对宗教产生了反感,产生了抵触。他在地毯厂的时候,那个洋校长,还有干活时的师傅,嫌干得不好,马上就动手打。徒弟就像那些将来要熬成婆婆,再用婆婆对付自己的手段再对付自己的下一任儿媳一样。徒弟在等待着自己赶紧熬成师傅,然后再打自己的徒弟。总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萧乾在他写的那几篇宗教题材的小说当中,就把他在崇实的那种生活经历写了进去。由于他这四篇小说,《皈依》、《鹏程》、《参商》、《栗子》,而被美国的学者视为“一位反基督教作家”。萧乾就给这位美国学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解释自己:我并不反基督教,也不反对基督教的教义,我反的是那些不愉快的事。另外,萧乾对宗教的认识,他总觉着基督教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尖船利炮打进中国的,他把基督教跟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那个时候有着爱国情怀的少年,接下来我还要讲到他要当少年革命家,对宗教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同时,他对于基督教里面的文学的故事、文学性的成分,又被深深吸引住了。基督教对他的吸引最初的一点来自于耶稣的诞生,他觉得他是穷人,是我们一伙儿的,穷哥们。那个时候他还跟小伙伴们一起编过歌谣:耶稣爱我一脸泥,我爱耶稣没炕席。你看,咱们都是穷人。这是基督教吸引他的地方。再有,就是那些宗教音乐,能够那么好地带你进入肃穆的、神圣的、庄严的、飘渺的那种宗教氛围当中。后来,萧乾到了英国之后,对基督教教更有了全方位的、多元的了解,他对宗教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并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于宗教音乐更加迷恋。他非常喜欢莫扎特的《安魂曲》,非常喜欢海顿的《创世纪》,每年的圣诞节一定要听亨德尔的《弥塞亚》。有两年圣诞节,我是在他家跟他一块听的。老头儿听着音乐的时候,闭着眼睛,那份享受、那份自得,我就在想象当中想多少年前的萧乾的什么什么。那份感觉也非常好。以上是我讲到的在十字架的阴影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成了萧乾比较早的小说当中的写作素材。

另外还有一点,除此,萧乾还从他的三堂兄身上见到了信仰宗教者的另一面,疯狂。三堂兄拜佛、信佛。他随着三堂兄一块到妙峰山去拜过佛,沿途上看到那些善男信女,走几步磕个头,而且用自残的手段来表达自己对于宗教的虔诚。磕得头破血流,两个膝盖全是血,在山崖上,还有为了求得永生跳崖的。宗教的这一面也让萧乾感觉是难以接受的。还有一层,从基督教的角度上来说,他对于宗教的质疑,还来自于对上帝的怀疑,上帝到底是不是公平的?那个时候他的小脑瓜就开始思考。比如,到了圣诞夜的时候,这些穷困的工读生们要站在洋老师楼前的草坪里,唱平安夜的歌,穿得很少,冻得瑟瑟发抖。洋校长听孩子们在唱,就从屋里出来,站在阳台上,跟孩子们招招手,带来一个圣诞的慰问,然后就回房了。门打开的时候从屋里飘出了咖啡香和面包香。此时此刻,萧乾就在想:如果有个上帝,他公平吗?为什么那个洋人在圣诞夜就可以跟屋里边吃面包喝咖啡?我们这些穷孩子冻得瑟瑟发抖,却要在这里祷告,要向他祝福平安?所以,萧乾对于宗教的态度跟他童年时代、青少年时代的这种种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到后来他常用一个西方的笑话来说自己对于宗教的这种态度。有一次,一条大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船顷刻间就要沉了,船上所有人都跪在甲板上祷告上帝拯救灵魂。只有他一个人不跪。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这可把大家急坏了,可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啊!大家就逼着他:你一定要下跪,如果你不跪的话,我们大家全完了。于是他跪下来。他的祷告词很有意思,他不信上帝,祷告上呀?“啊,上帝——如果真有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如果我真有一个灵魂”。他后边的这个注释,其实就是萧乾当时对于宗教的态度,如果他要祷告起来,他的祷告词可能不会比这个好多少。对吧?像他在那个洋人的楼前面,要祷告的话,大概也是这样。

因而,他在他第一篇小说《蚕》里面,表达出了自己对于宗教的这种困惑,这种矛盾的看法。更多的是命运要自己去把握。他通过养蚕,蚕要吃桑叶,他要给蚕桑叶,蚕吃不到桑叶就饥肠辘辘,就要挨饿,就可能死掉。他通过养蚕,观察蚕,发现:他就是那个上帝,他之于蚕就像上帝之于他。这是萧乾那时候对于宗教的一种认识,一种思考。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或叫命题吧,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得出某一个观点或某一个结论的时候,跟你那个时候的经历和接触的人都是有关系的。事过境迁以后,稍一反思,你可能就变了,觉得当时不是那么回事。这就像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的历史的东西一样,你在某个特定的年月里面所接触到的、所接受到的、所被灌输的历史,甭多了,过一二十年,你就发现,当时被蒙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在历史的背后,非常微妙,非常复杂。昨天我在网上浏览看到一则消息,又使我有了这样的感慨,这实在有意思。小时候到故宫看过展览,“祸国殃民那拉氏罪行展览”,当时是把清朝末年的腐败、罪恶等等的罪名全压到慈禧太后一个人脑袋上,恨不得大清朝最后那样,全是慈禧一个人闹的。我们现在开始客观地评价那段历史了。包括前一阵演的片子,对慈禧有了另一个面目的描绘。比如在说到慈禧的罪恶当中,我们常说的一个事是,在她逃跑出故宫的时候,把珍妃推到井下去了。故宫里面不是有个珍妃井吗?一听到这事,我们就无比同情那个珍妃,把她当成一个弱者。结果,昨天我在网上一看:慈禧太后的后人披露,慈禧为什么要把珍妃推下去呢?是因为珍妃贿赂李莲英,要当皇太后。真实吗?无从考证。会是慈禧的后人编了一个历史的故事吗?不知道。所以我通过这些年做口述历史的研究,通过研究老舍,研究萧乾,现在对历史是越来越困惑,什么事都要存疑了。再像前不久,一直热播的《汉武大帝》,也是。我们原来知道的很多事,你一看这个电视剧,因为电视剧里所流露出来的剧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编剧者和导演对于的历史的解读。比如在片子结尾处,汉武帝对司马迁所说的那段话,那等于告诉你,汉武帝的说法是,《史记》不能作为国家的正史,但作为你史官的一家之言,可以存在。因为里面写了很多让他恼火的事,他恨不得把书烧掉。现在,我们不光是把《史记》当正史,而且当成《二十四史》里面最好的一部历史书。但《史记》当中写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有很多是无可考的。就确定不疑,一定是正史吗?里面有没有司马迁没写到的历史的另一面?而且,我尤其常想这样的事,比如说某一个历史细节已经被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写下来了,但是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有些,比如说具体的人,他的一些想法,有些事情他想让它发生,结果没有发生,后来避免了。这些史书上可能都没有,而且很难有,甚至不可能有。前不久,我们听“三国”系列讲座的时候,也能够明显感到这一点吧,像《三国志》提供的那些史书中的细节,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搬到了小说中。等你回头一看《三国志》作为正史,在记录某些历史的时候,它的笔法是小说笔法!好几个老师举例子时,都讲到曹操和许攸的对话,是《三国志》的裴松之注里面讲到的。那个对话体,不就是小说吗?然后,我们再反过头来说《三国演义》,常说它“七分实三分虚”。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或者是学生读《三国》的时候,它要不知道有《三国志》,不去读《三国志》,它会把《三国演义》当历史啊!对吧?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包括那些建关帝庙,把关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些人,他会相信关羽是圣人啊。而不是像有些老师跟我们说的:关羽还好色啊!

面对历史的时候,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对于萧乾,有些也是这样。当萧乾故去之后,我努力使自己撇开对他个人很深的感情,作为一个学者远距离观察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文章也好,回忆录也好,自传也好,有些东西,他没有写得很彻底。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来说,萧乾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经历了苦难,痛定思痛的时候,有几个人真正地敢于像卢梭写《忏悔录》似的,把自己在上帝面前解剖得体无完肤?相当少,也可能没有。我不敢绝对说没有,只能说微乎其微。我们只看到了那些经历了历史的人对自己进行某种升华,或者陶醉在自己吸允自己的伤口上。我经历了痛苦,我在反思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只写我怎么经历痛苦,而没有太深层地去思考,我到底为什么会经历这个痛苦。我们现在很多的知识分子在写他自己的比如说五七年回忆录啊,文革回忆录啊,自己所遭的一些苦难的时候啊,这方面我觉得是相对薄弱的。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的细节,他是在讲自己的经历怎么怎么苦,甚至是小说笔法,写得很传奇。但是缺乏哲学层次的、思想的、深刻的剖析,这个也是我读那些人的回忆录等等老是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接着讲第五个小题目:少年革命者与未带地图的旅人。我们对于萧乾的了解,很多人都知道,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这个不带地图从何而来?这得从他1924年的暑假开始独立的个人奋斗,结束寄人篱下的生活开始。他落生之前父亲就去世了,跟着寡妇妈妈寄居在亲戚,就是三堂兄家,受够了三堂兄的白眼儿。他十一岁时,母亲又去世了,成为一个孤儿,就更是寄人篱下。等他有了反抗的意识,也看了一些宣扬个人奋斗的书,就想有朝一日,我要一个人闯荡世界。这也是萧乾打小性格当中就有的一种东西,为什么他长大之后敢于一人闯世界,敢于去冒险,想要带着自己的初恋情人独闯南洋,过那种鲁滨逊似的冒险生活,跟小时侯的这种经历都是有关系的。寄人篱下的生活的这种压制,这种压迫,反而会激起他的一种反抗意识。这不光是萧乾,现在我们中可能也有人是这样。比如像逼着孩子,哪天几点几点,你一定要给我弹钢琴,拉小提琴。孩子可能就烦,“我偏不在那个时候坐在那儿”。1924年暑假的时候,三堂兄就告诉萧乾:别上学了,去当邮局的伙计吧。挣钱养家。萧乾一打听,这邮局的差使干吗呀?翻译国外邮局的地名,枯燥之极,没意思。他会英文,翻译那个地名有什么意思。三堂兄急了,不干了。不答应不行。你不答应我就打折你的双腿。那么厉害!萧乾也是气往上冲啊,决绝之下,写了一篇三千来字来字的用红笔写的绝交信。那个时候能看出来萧乾能写啊,跟三堂兄的绝交信就写了三千多字。他到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还记得那最后一句是怎么写的:“别了你的雷霆,别了你的棍子,我不仅不会让你打折我的双腿,而且我还用它走我自己的路。”是那种昂扬向上的独立自主的个人奋斗的开始。

别了三堂兄,要走自己的路,那个时候萧乾就开始变成一个自食其力者了。也开始留意一些报上的广告,招聘找工作,跟我们现在那些应聘会人头攒动的那种情形可能也差不太多了。一个广告出来啦,某一个地方招一个伙计。名额只有一个,很多人要去应聘,要去竞争。萧乾很快就考上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一个新型出版社——北新书局的练习生。这个出版社那个时候出鲁迅的,周作人的,冰心的,许地山,徐志摩的书,出了很多好书。老板叫李小峰,跟那个时候的文人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和接触。萧乾到北新书局当练习生,开始了文学的涉猎,进入了文学的世界,开始读文学作品。今天来看,又可以见出萧乾作为文学家在那个时候就具有了好像天赋的一种素质吧。他一看《茵梦湖》,一看《少年维特的烦恼》,会哭湿了枕头。在座的年轻朋友,回家再看看少年维特,如果你看着看着能流泪,将来你可能会成为文学家。文学家的心灵是非常敏感、细腻的。至少这样,比如说我们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评论家们或作家常讲到的哪个地方该流泪你都不流泪。这就好像是有点欠缺了。当然不绝对,也可能这个不使你流泪,另一个别人都不流泪的地方你流泪,那你可能更有异样的天赋,也说不定。

萧乾从这个时候开始接触新文学,接触新文学作家,他到过八道弯,给周作人送稿费,给冰心送过稿费。他跟冰心认识就是从1926年开始的,跟冰心的交往,姐弟之情,终生不渝,一辈子。到老年的时候,冰心老是在婚姻感情问题上“嘲笑”她这个小老弟。萧乾这辈子婚姻感情问题,也可能自己情感太丰富了,结了四次婚,女朋去友交得更多。有一次,我去冰心先生家里,跟冰心聊天的时候。我也是幸运的,大学毕业之后,由于文学馆工作上的关系,上大学时对很多作家都是仰视的,结果,毕业后很轻易地就走进了他们的家,坐在了他们身旁,真是非常幸运。冰心先生有一次跟我聊天,说到萧乾在感情上不如巴金。巴金专一,萧珊去世以后,到“文革”结束,上海就有传言传到北京,说巴金要再婚了。传到冰心耳朵里,冰心说我不信,巴金感情专一,他不是那样的人。到后来,巴金写《怀念萧珊》,寄托自己的哀思,表露出这种情感的专一。看来冰心是非常了解巴金的。说到萧乾,冰心就说,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啦。冰心说,萧乾到我这儿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姐,我又离了。这肯定夸张。“又离了”。可见,在冰心的眼里,这个小老弟在情感上总是不顺,折腾了好几回。

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的时候,由于广泛的接触各种书籍,也接触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宣传劳工权利神圣以及权利平等方面的书,他的反抗意识又出来了。要造反。他先造了三堂兄的反,绝交了。在当练习生的时候,他觉着,他和徒弟们,他有两个徒弟,练习生的待遇比他带的两个徒弟稍微高一点。两个徒弟跟他吃得不一样。他吃饭的时候,两个徒弟得跟外面继续干活站着,他吃完了,徒弟才能吃,而且是吃剩菜剩饭。萧乾看了这个书之后,就跟徒弟宣传了,我们是劳工,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不能够再受老板的欺负,我们要罢工。刚看了一本宣传罢工的小册子,就用上了。于是,第二天,跟两个徒弟商量好,我们留下一张条,不干了!撂挑子了。我们要求同工同酬,享受平等待遇。走了。带有小孩赌气闹着玩儿的这种意思,走了,玩去了。本想等玩完一天回来,老板可能也就答应了。答应不答应,可能也无所谓,那事他们大概都忘了。等玩完一天,玩得挺累。下午回来了,一进门,发现新徒弟上班了。他们被炒鱿鱼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事。所以不要轻易写辞职信。一撂挑子我不干了,你以为缺了你不行,溜达一圈儿回来,完了,让人家给替代了。这是萧乾组织的第一次罢工,就这么夭折了。但是他的这种反抗的意识、反抗的性格还在持续着。

失业了怎么办,继续回崇实吧。回到崇实之后,组织少年互助团,组织学生会,加入了共青团。在跟组织的通信当中,还说要解散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是个教会学校嘛,这个信就被主任给拆了。一看,“你怎么那么忘恩负义,教会学校给你提供那么好的机会,让你在学校受教育。你还要解散青年会?”这其实也是那个美国学者在分析萧乾作为一个反基督教作家时所经常要用到的一些例子。一方面,萧乾反基督教。可另一方面,他接受了基督教给他提供的非常好的机遇,在教会学校里受良好的教育,在教会学校里学英文。你又回过头来要反它。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特别好理解。比如那个时候有很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家里面条件那么好,非要革命、非要受穷,为穷苦人打天下。萧乾其实也是这样。我虽然在你这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我看到了你的不对,我要反抗你。而且,我是把教会、教徒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在一起,当然要反抗。那个时候,北伐军进了北京,萧乾的革命热情激涨起来了。有同学问他:“你长大了想干吗?”萧乾不犹豫,说我要当革命家。这是少年革命者的最初的念头。但是,形势很快又变了,北伐没成功,军伐回来了,萧乾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要抓他。跑吧。很快就要拿到毕业证书了,他跟着一个华侨同学跑到了汕头。在汕头的一所中学里教国语。那边不讲国语,讲潮汕话啊,听不懂啊。萧乾可能还是最早的普级普通话的教员之一呢。他教普通话。就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他的第一次恋爱——初恋。跟一个同龄的也姓萧的女孩子。他在回忆录里总喜欢用“那个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地有一个习俗:两个同姓的人搞对象是犯忌的,绝对不能结婚,结了婚也不能到头。这是一个。更重要的是,这个女孩子是当地一个恶霸校懂资助她上学的。这个恶霸是要等着这个女孩子毕业之后纳为妾的。萧乾得罪了这个人,等于是得罪了地头蛇,得罪了黑社会。萧乾跟她爱得非常深了,先说要带她回北京,带她离开这儿。然后就说,即便是怎么不行,我们就闯南洋、冒险。过了一年,萧乾回了北京。走之前,跟这个女有了海誓山盟,等我回北京之后攒钱,攒够了钱,我会回来,帮你还掉那个账。然后咱们俩就走。说得很好。等他第二年再回到汕头的时候,这女孩子变心了。不跟他走了。萧乾失落啊,痛苦啊。所以他在1938年写了他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叫《梦之谷》。他把汕头发生恋爱的那个地方叫“梦之谷”——“梦”的谷,“梦”的谷里有恋爱。他初尝恋爱苦涩的酒,是在汕头。在小说的结尾,他把这个女孩子描绘成一个绝情绝义的、没有灵魂的人。我对你那么好,咱们俩海誓山盟,说好了等我攒够了钱回来,就救你脱离苦海。多好啊。你却变了心。萧乾伤心极了。

有意思的是,1987年萧乾访问香港时,路过汕头,多方打听,知道那个“大眼睛的潮州姑娘”还在世。他的夫人文洁若知道这段经历,就跟他说,你去看看她吧。萧乾说不去,我要在脑子中保留她跟我初恋时候的印象。她现在肯定老了,难看了,那个印象就破坏了。于是,文洁若假扮记者到了她的家里,跟她聊天。好像汕头那边还拍了个电视剧叫《重返“梦之谷”》,还演到了一个记者模样的人跟当年萧乾的恋人面对面。这时候才知道当年的真情是什么,这个大眼睛的潮州姑娘道出了当时的原委:萧乾又回来,准备还了钱跟她一起去南洋。约好在码头相见。结果这个女孩子到了码头的时候,跟萧乾决绝,不去了。你走吧。后面的话,当年她咽回去了,1987年才说出来了。她说,是那个恶霸校懂跟她讲过,“如果你跟那小子上船,我们就把他干掉。”等于说,她为了爱,为了自己的爱人,舍去了自己的爱。这么一看,萧乾在小说当中是冤枉了人家。可是再联想到我刚才说到的那个质疑,我可能又闹毛病了,什么都质疑,比如她1987年所说的话,是不是当年恶霸真的那么说过?不知道。无从考证。是不是在经历了历史,再经过几十年的淘洗之后,重塑了历史呢?不知道。因为我在做口述史采访老舍之死的过程当中,碰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明明历史中没有发生的事,有人在几十年的过程当中不断地作梦,不断地想像,不断地看各种资料,然后暗示自己当年好像有这样的事,再把这个事当成真的暗示自己:当时就这么回事。然后讲出来。你记录下来,这就是历史了!想想,也许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历史都是这样的。前几天跟我爱人聊天时,我还说,瞧这历史给我弄的,我现在忽然想到一个结论,可能有点盲目,也有点武断。我忽然觉着一切历史都是口述史。什么正史、二十五史,无信史可言。都是由人嘴里说出,然后记下来的。对吧?而且,记下来的时候,它可能还会被改。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电视剧,看到秦王,也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当时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一堆坏全撂到了李世民的两个哥哥身上。等于说,李世民的这个“篡位”是合情合理的,是正义无比的,是再应当不过的。我们已远离历史一千多年,当年历史是什么样,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在玄武门之变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李世民到底做了些什么?无法知道。即便李世民当政之后,不是史书上也有这样的故事吗?史官记着某个事,李世民一看,不能那么写,改了。也可能会有啊。另外,像《汉武大帝》里演的那个细节,也是啊。汉武帝跟司马迁说完之后,司马迁觉着,唉哟,我不太了解您这个君王,要不然我把您那段本纪删了,重新写吧?汉武帝说,那罢了,算了,不是正史,就当你一家之言吧。你看,如果这个电视剧里呈现的这个历史画面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话,那司马迁《史记》里的武帝本纪可能离历史就远了。那你说,我们去相信司马迁的《武帝本纪》呢,还是相信《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呢?我觉着,这个口述史真是把我弄糊涂了。

萧乾失恋之后,回到北京,入了辅仁大学,英文的长处又发挥出来,在辅仁大学跟一个到中国来冒险的美国青年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用英文向国外介绍中国新文艺的刊物——《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然后认识了杨刚,杨刚比他大一点,他一直把她当姐姐看待。杨刚在1928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触了非常多的共产主义理论。杨刚也知道萧乾的经历——加入了共青团,造过反,就想把他引到革命的路上,推荐给他非常多的书——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萧乾看不下去,那个时候他对理论的东西有抵触啦。我估计可能跟一个细节有关,跟他经历的一件事有关,他可能有点胆怯了,或者有点害怕了,或者想得比较多了。那是萧乾在加入共青团之后,被捕过一次。被捕之后就让他招,是在报房胡同一个张作霖的侦缉队里。他在回忆录里写到那个地方很可怕,是一个可以不审先毙的地方,非常吓人。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比他年纪还小的小政治犯,关在里面。萧乾矢口否认说:我没有加入共青团,我只不过组织了唱诗班。不信我给你们背《圣经》。一段一段地背《圣经》。侦缉队也不理他那套,等再审问的时候,把一份名单摆在他桌上。你看。萧乾一看,姓名、籍贯,还有几句组织鉴定。这回麻烦了,怎么组织的东西跑这儿来了?不是说好了,我只跟两个人单线联系吗?我估计可能萧乾经历的这件事儿,使他对这个组织的系统的严密产生了一点怀疑。我把我自己交给组织了,被捕之后,我为了保护你们什么都不说,说我是基督徒,组织的唱诗班。结果这册子落在人家手里。这是我的猜测。反正在杨刚让他读这些理论书,让他做一个革命者的时候,他不干了,认为那些不过是地图,没有地图我照样可以走路,我不要地图。我就是要采访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就要当一个旅行者,体验人生。我就要当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这个萧乾在回忆录中写到:1927年,他跟杨刚在圆明园公园的一片草坡上有关于这个理论地图的争论。杨刚说:“你不带地图行吗?一个人跟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那是要出问题的。”当时十九岁的萧乾,冲劲十足地说:“我就不信,没地图我不能走路?”没有地图走起路来,更不平淡,更富有冒险性,更有趣。今天我们有些孩子跟家长一堵气,我离家出走了,我想大体上可能跟这股劲头儿差不多。

任何一件事情有时候都特怕过几十年之后历史地回过头来再看。1929年的时候,杨刚作为一个革命者,选择加入革命、参加革命、执着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她肯定觉着,没有让萧乾参加革命是她革命途路中非常遗憾的一个地方。今天回头再来看,这个手里拿着地图,参加了几十革命,而且建国后好像还做过周总理什么办公室主任的杨刚,1957年10月,自杀了。手里拿着地图,最后,方向感却迷失了。当然这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这位不带地图,横冲直撞的十九岁的青年,在他1929年宣布我当不带地图的旅人那年算起,到他1999年去世,整整七十年。虽然中间也有苦难,但毕竟是活到了90岁,而且是看到了自己文集的出版。文集出版之后,还收到了朱总理的贺信,祝贺他的生日。我想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这个结局应该说是较比圆满的。这些事情,常常让我两方面来看。你看我们研究作家也好,研究某一段历史也好,我们要学会立体地、遥远地观察。我们常说距离产生美。其实这个也是,对于某些东西,你可能拉开一定距离之后,反而能够接近那个真相。当时可能是当局者迷,陷在里面了。这是当年萧乾跟杨刚的这个争论。虽然他没有参加革命,但是两个人也是姐弟情谊吧。萧乾这辈子挺有意思,总是有些姐姐对他特别好,包括冰心大姐、杨刚大姐、林徽因大姐,都是大姐。我估计这跟萧乾小时候是遗腹子,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自己缺少母爱,有关系。在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那儿,能够得到关爱,得到照顾,对自己也是一份很好的情素,一份寄托。比如1933年,在他的短篇小说《蚕》发表以后,沈从文给他来信,说一位漂亮的太太急着要见你。于是,萧乾作为一个燕大的学生,穿上自己当年最好的蓝布大衫,跟着沈从文,到了“太太的客厅”林徽因家。从此成了那儿的常客,并被当时的文坛誉为“京派的后起之秀”。这也是萧乾的机遇,从1933年开始,他在林徽因家的客厅家认识了当年文坛的很多风云人物啊。林徽因的家是当时北京非常著名的几个沙龙之一。朱光潜的家、林徽因的家,好像我们以前讲座中讲过,三十年代北京的沙龙文化是很发达的,而且是很贵族化的。那些人都是受过良好的英美教育,贵族气派十足。像留学美国的金岳霖,叨着大烟斗,很绅士啊。林徽因那个时候常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现在还能看到有一张照片,林徽因穿着皮夹克,是骑马装,手里拿着皮鞭,戴着个皮帽子,非常漂亮,非常英武啊。那个时候的沙龙文化也带给萧乾这样的文学后起者一个平台,一份幸运,使他能够走近这些他所倾慕的人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就因此成了萧乾的第一个文学师傅。萧乾最初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几篇小说,全是经沈从文亲手改过的。我们文学馆现在珍藏着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上面改动的一些字迹,就是沈从文亲自改的。沈从文规定这个徒弟,你每个礼拜写几篇小说,拿出你觉得最好的一两篇给我看。你看这份幸运啊!从事文学写作的人能够碰到一个名家,名家以这样的心来教你。这种无私的提携太难得了。你看萧乾的文章,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文字的风格,对文字那种严谨的追求,是跟沈从文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到他老年跟我谈起老舍的时候,他都还觉得,虽然他们都是写北京的,但他还是觉得老舍的语言文字有点儿北京人的耍贫嘴。萧乾也是老北京啊,而且他写的《北京城杂忆》也是纯粹的京白,京片子,是很漂亮的京腔京韵。他反而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为什么呢?这就与他这个京派作家跟沈从文对于文字的那种感觉的要求,是分不开的。他讲到文字的时候,经常举沈从文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形容到某个人,沈从文的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形容一个人害羞。我们想,形容一个人害羞,害羞到什么程度?沈从文的笔写的是“这个人害羞得像一株杏树。”这样的比喻太离奇啦!杏树什么样儿啊?害羞得如一株杏树。他这个京派作家与沈从文的语言追求这样一种情致韵调。所以萧乾那个时候的小说,特别是以《蚕》为代表的萧乾的早期小说,这方面的印迹非常深。

紧接着,他又认识巴金了。巴金是他第二个文学师傅。他说,如果把沈从文比喻成他的文学老师的话,巴金应该是他的人生老师。巴金教他去认识更广大的世界,让他把视野放开。也就是说,巴金在读过萧乾的这些小说之后,觉得他的生活圈太窄,题材太狭窄,应该冲出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人间。这当然也符合萧乾要采访人生的这种想法。萧乾在1933年的时候,由辅仁大学转入了燕京大学的新闻系,他的新闻老师是斯诺。斯诺对于新文学的看法和理解对萧乾又有了新的影响。新闻不是要赶浪头,不是要光重注表面的数字和图表。你一定要亲临新闻的现场,以自己的采访,以自己的经历,以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萧乾的很多特写作品,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依然有艺术生命力。就是因为他把特写的新闻性与文学性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特写是带有新闻性的。我们今天的很多新闻报导的那种特写,写得干巴巴的,没有文采,就事论事,给你堆数字,堆图表。为什么萧乾的特写能叫文学特写?我们现在的很多特写只能是新闻特写,最关键的一个地儿就在这儿。看萧乾那一代,包括范长江,包括萧乾,他们那一代的新闻特写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从事新闻工作者的写作的范本。它也有新闻的速效,快;有新闻的准确,有数字;也有文学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还有思想。这就很难得了!片儿汤式的特写谁都会写,但是要写得有文采、有思想,就不是每一个记者所都能写出来的。正像每个领域的成功者都是塔尖上的一小部分人一样,我们的新闻史上特写写得最棒的也不是很多。为什么中国的现代新闻史上一定要提萧乾,一定要有萧乾这么重的一笔,就是因为他自己辉煌的记者生涯和留下的这些漂亮的特写文字,今天来读依然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思想和启迪。带我们返回到历史现场的同时,我们还能有今天的现代感。不是写完了就完了。

我下面就讲萧乾的旅行记者生涯。他的旅行记者生涯其实从1934年就开始了,也有一点幸运,他当时有个朋友在铁路上当货运员。当是铁路的货运员有免费乘车证,每趟车都可以带个朋友或家属蹭车,叫捎带“黄鱼”。萧乾就在暑假的时候,跟那个朋友去了内蒙,把观感、见闻写成了他的第一篇特写《平绥琐记》。这跟巴金告诉他要把视野打开去观察人生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视角变了,他注重观察人生了,注重关注他沿途所看到的民不聊生,凋弊不堪,以及国民党的官员腐败,都写到了特写里。虽然开始还是那种朴素的观察,是白描的。但是他已经开始从生活的观察当中要得出自己的思想了。其实,他1930年就去过内蒙,可那个时候为什么他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因为他脑子里面还没有一个大世界、大人生。那时,看到内蒙遍种婴粟花,很漂亮,他还高兴地在婴粟花丛中照了相。他后来反思这个的时候,也是讲1930年自己还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去一个景点参观,哇,一片漂亮的花啊,赶紧站在那儿照张相吧。没想很多,没有去想到在这漂亮的花后面还会有种种的不幸、种种的惨状,并且由这个可以见出方方面面的问题。在他认识巴金之后,在他1934年第一次的旅行记者生涯的时候,1930年他还不是记者,完全是作为一个旅行者,就开始把对人生的这种观察、思想落在笔下。

等到他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了,由于我刚才说过的萧乾的那些幸运,认识四堂嫂学英文,进教会学校,进辅仁,进燕京 ,认识斯诺,认识沈从文,认识巴金,因而很自然地认识了《大公报》的老板胡霖。因为沈从文1933就在《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而且,萧乾最开始的时候写的很多小说几乎全是经沈从文之手发在《大公报》上。《大公报》也知道萧乾,老板也觉得这人很好,很有才华,很聪明、很能干。在萧乾毕业之前,沈从文、杨振声,他也是萧乾的那种师友辈的现代文学作家。当年好像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他们把《大公报》的老板,还有萧乾约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就像我们今天请几个朋友吃饭,说到什么领导,把你约来,然后也把他约来,谈谈你们的事吧。差不多!跟来今雨轩,在喝茶的桌上,就把萧乾的工作敲定了。《大公报》的老板胡霖答应,你毕业之后就来我报社吧。所以萧乾没有遇到像我们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难那样的困境,他刚一毕业就去天津《大公报》了,成了《大公报》的编辑记者。最开始编“小公园”这么一个栏目,这是一个休闲性的版,萧乾不喜欢,老板跟他说,你先拿着练手吧。人生中其实充满了种种机遇啊!萧乾提出自己要求,我编这个,编得很快,很快就编完了,编完之后你可不可以允许我再有时间,我自己出去跑。老板说,可以啊,别影响工作就行了。你看,我们现在在工作当中都很难碰到这么知情达理的老板吧?萧乾在编“小公园”之余,经常出外采访,写些报道。

他到《大公报》之后不久,鲁西苏北发大水。从电视里,我们看到过前几年那种抢险救灾的场面,政府一号召,多少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就冲上前啊,用人去堵水。这种政府的投入、政府的关注,跟那个时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萧乾受《大公报》之命,和画家赵望云,一个拿着写作的笔,一个拿着画家的笔,深入灾区采访。他们沿途看到种种的惨状,因为没有政府统一的出人出力,堵决口,而是山东和江苏分割治之,我只堵我的,让水流你们那儿去,这边堵这边,所以很惨啊,堵不住啊!没有通盘的考虑,只顾强调各省的一己利益。我们现在考虑泄洪的时候,会想到把哪个小块的利益牺牲了,来保护更多的生命财产。那个时候不考虑这些。萧乾的《流民图》记录了在水灾下非常多的惨景,用白描的速写,画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民速写像,可以看到瘦骨嶙峋的大头娃娃,嗷嗷待哺的婴儿,瘦的皮包骨头的老太太。他把这种民生的疾苦,和政府在水灾当中的种种表现如实地记录下来,写了一系列的特写,总题目是《鲁西流民图》。但又各自独立成章,一篇一篇连着在《大公报》上发,反响非常热烈。每发一篇,边上配着赵望云的速写图。报纸上又有画又有图,招来很多的赞助、募捐。这趟旅行记者生涯让萧乾和画家赵望云同时认识到:记者的笔,画家的笔,可以采写人生,可以收到如此的效果。笔是有力量的。这也是萧乾自始至终热爱新闻工作,并且在他老年写文章的时候还强调:如果我有下辈子,再选择职业的话,依然是记者。他始终愿意让人称他是记者。什么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都不是,我是记者。萧乾最早的成名,或者说为更广大的读者所接受,也是因为他的记者。纵观萧乾的文学创作,作为小说家的萧乾,因为他写小说的时间非常短,只是1933到1938年写了五年,数量也不多,二十五个短篇一个中篇。散文1949年以前写得也很少。如果没有萧乾晚年写了那么多带回忆性质,且思想深刻的长篇散文回忆录,光是1949年以前的那些散文来说,作为一个散文家的萧乾好像还不太够。

作为翻译家的萧乾。萧乾历来主张翻译有“阵地战”和“游击战”两种,所谓“阵地战”,比如说像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翻译一大堆;像汝龙,翻译契科夫。某一个翻译家结合自己和某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可能风格接近,性情接近,选一个,翻得非常多,恨不得你提起什么翻译来,那就得是谁谁谁译的。对吧?比如巴尔扎克,人们就认傅译,就是傅雷翻译的;比如托尔斯泰,那就是草樱的;契诃夫,那一定是汝龙的。他把这个叫“阵地战”。还有一种叫“游击战”,就是逮一个翻一个,他形容就这是“游击战”。他就是这样翻译了《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培尔·金特》等。有小说、有散文,还有剧本。如果萧乾没有和他的夫人文洁若在晚年花四年时间把那个有天书之誉的《尤利西斯》翻译出版,那作为一个翻译家的萧乾,分量也不是特别够。我估计萧乾可能也是对自己有特别清醒的认识,所以他觉着自己最安身立命、最为人所认可、自己也最喜欢的,就是记者。

他从鲁西苏北回来以后,他记者的生涯特别辉煌的篇章就开始了。他还有一篇特别漂亮的特写,是写滇缅公路。抗战期间,日本在完全封锁了中国对外的交通运输之后,滇缅公路成了抗战的中国和外界连接的唯一的生命线。当时,中国政府决定在群山峻岭之中修筑一条滇缅公路。萧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深入滇缅公路,最后写下了2500万民工是如何用自己的双手、用血肉筑成的这条中国的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记录下了非常多的他所采访到的悲壮的篇章。他写了很多细节,比如为能多打一个炮眼,一对夫妇在要收工了就可以结束的时候,丈夫说,我再打一个吧。安上之后,可能是太劳累了,疏忽了,忘了在引信上敷上沙土。敷沙土是为了着得慢,不敷沙土就快啊!结果一点,人没跑多远就炸飞了。火星子又溅到了妻子背的药箱上,也炸飞了。在《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这篇特写里,像这样的还有很多。比如,爷爷带着孙子步行多少里,没有任何报酬,就是为了国家的抗战,为了体现中华民族抗日的那种悲情,在滇缅公路上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但是后来,有一阵子,英国人封闭了滇缅公路。萧乾在1995年写回忆二战文章的时候,又捎回来一笔骂丘吉尔,为了跟日本搞绥靖,把中国的滇缅路给封闭了。后来宣战了,才重开滇缅路。所以为什么后来萧乾在写那回首二战的一系列特写的时候,有很多小题目,一会儿我讲,里面特别提到国际无信义。国际间没有信义,只有利益,滇缅路也是啊!中国抗战最需要它,需要它跟外界联系,需要运输抗战的物品,而英国人在自己利益需要跟日本人媾和的时候,却给封闭了。一旦开战,又给你解放了。这也是为什么萧乾到后来在认识二战的时候,一直要强调,国家一定要独立,要富强,才不会去充当利益的牺牲者。包括二战中,中国由于那样的一个国情,那样的一个国体,那样的一个国力,很多的利益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出卖了,丢失了。所以,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来说,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先撇开什么主义、什么宣传,谁不希望中国强大啊!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日本要插手台湾,日本右翼要占钓鱼岛。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国家特别强大,那小日本要顾虑,他要不敢呀。所以,我也是老说,今天我在儿还要讲,如果有时间,我们找出萧乾几十年前的特写,去看一看,看看他怎么观察历史,怎么思考历史,怎么有自己的思想和认识。

接下来讲他怎么去的英国,后来又当上了战地记者。这也有人生的机遇在里面,非常有意思吧?在他去滇缅之前,收到了英国伦敦大学的邀请函,请他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教师,教英国人汉语。条件很苛刻,一年好像没多少钱,非常少。萧乾没理会,就扔那儿了,跟同事也说了,钱太少了,不去!从滇缅公路回来之后,欧洲战事已经紧张起来了。胡霖听萧乾的那个同事说,萧乾曾经接到过个什么邀请,他不去。有这么回事。胡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亲临欧洲现场采访的中国战地记者。这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历史的机缘巧合啊,太妙了。由参加过一战的战地记者跟萧乾说,听说你有这么回事啊,嫌钱少不去。去吧,缺了钱报社给你补。再说,你到了英国之后,多写点稿子回来,稿费还不全有了嘛。你就当成是《大公报》派到英国去的一个棋子儿,先跟那里站住脚”。你看,胡霖作为报人的这种远见卓识,成就了萧乾。

萧乾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于1939年8月31号,当很多人都退票不去欧洲的时候,他踏上了一艘轮船奔赴战云笼罩的欧洲。第二年,1949年9月,希特勒空军狂轰乱炸伦敦,萧乾正在伦敦,赶上了。原来有个老电影,可能不少老朋友都看过,《伦敦上空的鹰》,“鹰”日之战,我记得大概是九月五号,英国皇家空军和纳粹德国空军在伦敦上空展开激战,最后德国空军被打败。希特勒由此在经过几轮空战角逐之后,放弃了进攻英伦三岛的计划,他本来在占领法国之后是要进攻英伦的。如果当初没有英国皇家空军的拼死抵抗,英国可能也沦陷了,也没有了。萧乾用笔把战时伦敦的方方面面记录下来,展示出来,成了那个时候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伦,战时英国人面貌的很重要的一个窗口。萧乾比较注重选择小画面,有一个形容萧乾特写艺术的术语叫“皮薄馅大”,他用很多生动的具体的例子,以文学的笔,给人的精神、心灵和思想带来很大的震撼。

他写战时英国的特写有三篇特别有名,我把它叫作“伦敦特写三部曲”,一个是《血红的九月》,一个是《银风筝下的伦敦》,一个是《矛盾交响曲》,三篇又各有侧重。《血红的九月》讲英国政府由于麻痹大意没有提前作好防空的准备,在德国空军突袭之下,造成了很大的财产和人员的伤亡损失。萧乾注重描写这方面的细节。而《矛盾交响曲》呢,又把当时在战时伦敦处于矛盾两端的现象,用具体的细节描述出来。一种是主旋律,是英国人像皇家空军那样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昂扬向上的抵抗、抗战,这样一种精神面貌;另外一方面,也有矛盾的另一端,比如就有很多年轻人,为了逃兵役,赶紧结婚,成了速婚人。结婚以后就可以不服兵役了。有矛盾的这一面。《银风筝下的伦敦》也是展示英国的抗击希特勒的民族精神。伦敦的空布满了气球,一看这个城市上面全是气球,提醒你这是战时,因为气球是防空的很好的武器。在《银风筝下的伦敦》里,有那么多的伦敦市民、伦敦的警察、伦敦的战士在巡逻,在被炸得半塌的楼里面修管道。伦敦在银风筝下的这种战时面貌、这种战时的精神,萧乾作了非常好的展示。除了这种很正面的,萧乾还注意挖掘生活的小细节,比如战时的英国妇女什么样、活宝们什么样,富人们养了很多小动物,他有一篇特写叫《活宝们在受难》,专门把笔伸向那些人们养的猫啊狗啊在战时所遭受的一些境遇,让你对战争的残酷得到认识、产生思考。

还有一个,萧乾从来不忘写英国人面对残酷战争的自信和幽默。而且,他从这种自信和幽默当中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被征服的。他用了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有一个老人,那是1940年的圣诞,德国还在轰炸,有一个老人被救护队员救出来之后,老人很幽默地说:哎,我总算知道冬天苍蝇藏在什么地了;有个小女孩,埋了四天之后被挖出来,急救人员问她:你怎么样,没事吧?谢谢先生我很好。没有一丝的惊慌和恐惧。还有一位老人,每天经过募捐站的时候,总要往里扔一镑钱,为战争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也是我们常说的,为祖国服务,为祖国奉献嘛。这就是一种国家至上,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当国家遭受外患的时候,只有一个信念,抗战到底,决不投降。萧乾通过这些生活的细节展示英国人的自信幽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还描述到,比如,敦克尔刻大撤退,失败的士兵从法国回来了,但是从这些失败士兵的眼神、表情和坚定的信念上,他也得出结论,事后证明这个结论也是对的:如果没有当年敦克尔刻的大撤退,就没有1944年的盟军大反攻。萧乾总是历史地把这些小的细节给联系起来。

等到了1942年战事平稳之后,萧乾又去剑桥大学读书了。萧乾也是很幸运的,他在英国认识了英国文学界很多的著名作家,由他很要好的一个英国朋友,小说家福斯特,推荐他上了剑桥大学。遗憾的是,他跟福斯特的友谊,最后也是以悲剧告终,让人觉着无奈。这个例子可以跟四堂嫂有一比,福斯特在英国给萧乾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两个人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包括福斯特给萧乾看了他自己说要等死后才能公开的写同性恋的小说。现在,萧乾的夫人已经把它翻译出版了。去年还是前年出版的,叫《莫里斯》。当年福斯特不出版,说我死后才出版。他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让萧乾看。他跟萧乾有非常多的通信。这样一个人。建国之后,萧乾自觉地把他所有的海外关系全切断了,怕给自己带来不好的政治命运,包括与福斯特的联系。到了一九五几年,有个访英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位福斯特的朋友。福斯特事先请这位朋友带给萧乾书。到了北京之后,这个人给萧乾打电话,约萧乾见面。萧乾不敢见。这个人又把书带回了伦敦,交还给福斯特,福斯特一气之下跟跟萧乾绝交,烧毁了萧乾写给他的所有信。所以后来出版的《福斯特书信集》里收的信,有福斯特写给萧乾的,连一封萧乾写给他的信都没有。这还在其次,我当初刚跟萧乾认识的时候,对这个细节了解得还不是很多。所以,我总是说,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要保持点距离,不要急于下结论。等过一段时间,你有了横向的,甚至是矛盾的资料的时候,得出立体的看法再说。萧乾这事也是这样,我到后来看到了萧乾在一九五几年写的思想检查,他说当时在英国,自己是如何受福斯特的那种帝国主义的文化教育,等等。你看,福斯特仅仅是听朋友说,萧乾不敢要这书,不敢见面。如果福斯特知道萧乾在一九五几年,就在检查里面这么写他,恐怕就不光是绝交的事了,我想福斯特在上帝那儿都不会原谅萧乾的。这种政治的因素,你看看,对一个人的影响、人的性格、灵魂的扭曲,到了什么程度。这还不是很严重的,这是很普通的。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它会把曾经在几十年前如此好的至交师生,仅仅是因为政治,而行同陌路、互为仇敌。看看我们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今天要历史地来看的话,我们要得出那种深刻的反省和反思,知识分子的人格,怎么样来理解和认识。这真的很难啊!太难了,一是说不清楚,二是太难以说清楚了。因为有很多事可能并不仅仅是已经呈现出来的这个历史的样子,它可能背后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啊!这很惨。

萧乾由于福斯特的推荐去上了研究生,上了两年,到1944年战争又发生了变化。盟军转入反攻,萧乾的硕士也快毕业了。在这之前,1943年,胡霖曾随一个中国代表团到了伦敦,跟萧乾见面。当时胡霖就分析说,你啊,别在象牙塔里当研究生了,研究什么英国文学,意识流。胡霖说:以我的判断,战事很快要出现转机,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我赶上了,这回让你赶上了。从那个象牙塔里出来吧,去当战地记者。所以,等到了1944年,不知道萧乾是不是经过了一翻激烈的思想斗争,反正肯定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他觉着自己研究意识流文学,通过自己的研究觉着那种写作是钻象牙塔尖,文学上的探险精神是值得的,但那样写下去是条死胡同。所以他打算放弃。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了,我不是就想着采访人生,实录风云吗?现在这机会来了,去当战地记者,多威风啊,多棒啊!我估计这个因素是更重要的。总之吧,没太多想,英国报界云集的舰队街上就出现了中国《大公报》的字样,萧乾的办公室就在那儿了。诺曼底盟军成功登陆之后,萧乾很快就办下了战地记者证,坐着一艘能载25个人的救生艇,旁边枕着一颗对付潜艇的深水炸弹,横渡英吉利海峡,到了法国一个港口。这是正式的战地记者,穿军装啊。他还记着那个战地记者证上还注着一行字:此人若被俘,享受上尉待遇。战地记者是有可能会出现战时状况的,你看,萧乾还当了几天上尉记者。

他跟着盟军从法国一直挺进到了莱茵河西岸。原来有一种想法,以为萧乾在二战中一定是二战前线风萧萧啊。不是,他倒没有那么危险过。所以萧乾才会说,他在滇缅公路三个月的采访,危险性比二战还要大。他其实是随着跟着一个美国运输弹药的车队,从法国奔的莱茵。那个时候,德国空军已经不行了。他后来还说,很幸运,因为如果有德国飞机那时袭击车队,那将变成一条长龙火海,每辆车上装的全是黄色炸药。萧乾就是跟着这样一个车队到了莱茵,然后接到电报,赶回英国,再去美国,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从美国回英国,采访英国大选。再从英国奔战后的德国,德国已经投降了。在战后德国的碎砖瓦砾之上,采访战后德国的状态,写了他非常棒的字数上最长的那篇特写《南德的暮秋》。他写到,为什么如此守纪律、讲思辨的一个民族,会让一个丧心病狂的希特勒指挥着发动这样的大战。采访纳粹的战犯审判,他还跑到战犯拘留所里面,隔着那个小铁窗看到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这些经历,今天想一想都觉着羡慕不已,你看他见过戈林,当然是被抓的。这样的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是有生命危险的。比如我请到文学馆来过的唐诗曾,也不容易啊,海湾战争,他赶着报名,背着照相机就去了。不容易啊!我可没这个胆儿。我只能是在国内表示声援一下。但这很难说,因为有的时候人的机遇,就像救人一样,比如说水里有一个人,你马上下去救他,等记者采访你时问,你当时是不是想到毛主席哪段语录啊?那个时候你可能还会说,我当时在想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了,当时你不可能想,想主席语录的时候,河里的人早淹死了。人生的机遇在这个瞬间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犹豫,没有选择,只能有一条路。在此之前,你可能想过,如果那事轮到我,我可能不会去,我胆怯呀。但那个事情真来的时候、别无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也就义无返顾了。我想萧乾可能也是这样,没有任何选择。没时间了,我最后讲讲他1995年写的回首二战的那几篇东西,就可以结束了。

1995年是二战胜利五十周年,之前,我撺掇他说:您作为曾经历过二战的记者,这个时候最该写今天怎么看二战。从书的角度,我也说,一定好卖,好看。谁都想看一个经历过二战的中国记者如何看二战。1996年,他写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一书出版了,里面有《中国记者在二战中的足迹》,《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战的观感》,《顶天立地戴高乐》,《混世魔王希特勒》还有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对二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时他为了写这系列文章,专门给我写了封信。他说:光明,呈你提醒,我才想起一晃就来到二次欧战结束五十周年这个大日子了。从1940希特勒的狂轰烂炸到“四人帮”的暴政我都经历了,而至今还安然无恙地活在人间,不能不有股自我庆幸之感。从头到尾经历了那场大战,正如我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我越发相信这世界的走向不取决于巨头,无论那巨头多么巨、多么威风。所以二次大战对我的启示首先是,凡想奴役旁人的是枉费心机。世界只会前进不会倒退,一时的倒退到头来会更前进。当年被千百万人伸着右臂喊元首万岁的那位,如今连一撮粪土也没敢留下。本此你也许可以给我扣一顶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帽子,我希望更多的人带起这顶帽子。它能使你昂起头来超越畏惧与绝望。

在这之后的两三个月里,萧乾就让我到国家图书馆给他借了很多二战的历史资料的书,《二次大战史》、《希特勒传》、《我的奋斗》、《丘吉尔自传》等。他看这些材料,回想当年的二战经历,写出了一系列的回忆二战的文章。我也由此对写这文章时已经85岁高龄的萧乾,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他依然思维非常敏捷,下笔非常快。他的字挺难看的,可能写得快了就难看。他脖子有毛病,自己做了一个斜板。为了光线好,他在阳台上弄了个一点点的小桌,还没我这个讲桌的一半大。他晚年的很多文章,就是在阳台上的这个小桌的斜板上写的。那个斜板在我们文学馆的三楼,大家有兴趣吃完饭可以去看。二战的文章就是在那上写的。所以,他的夫人说他的晚年的勤奋超过了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懒,写得少。可我通过编他的十卷文集,发现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懒,包括特写,他已经收入集子的特写不全。有将近三分之一多都是我在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上还原下来的,将近15万字。他写得很勤奋。当然,由于记者职业的限定,他可能写起来比较快。因而也有评论家认为萧乾的特写有一个弱点,说它节奏太快,像风驰电掣的吉普车,来不及看,一个景一个景转瞬即逝,因为细节多啊。他全是以小见大,用小的生活细节来折射大世界。不过,记者这个职业可能只能要求这样做,没时间啊,还赶着要发回国内,让国内人看呢,哪有时间去字斟句酌。所以,从这一点返回头来说,在那样快节奏之下,萧乾的特写依然写得如此漂亮,太有才华了。难怪巴金先生在他晚年说,我是靠感情写作的,在我的朋友当中,至少有三个人比我有才华,沈从文、曹禺、萧乾。他们是真聪明,真有才华。他当报社编辑的时候也是,如果报纸有一小块空白,没稿子怎么办,他就在印厂守着隆隆的印刷机赶稿子。这只能是记者训练出来的职业特点,别的做不到。这股劲头一直持续到他85岁,太难得了!

有几篇我觉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去把他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买回来。我说到的这几篇,大家仔细看一看,看看对你是不是有特别深的触动。有一篇叫《纽伦堡审战犯》,萧乾认为,“纽伦堡审战犯”本身就是本极好的历史教科书。他不是凭着什么证词去描述,让谁对这个历史怎么负责任,他把战犯审讯的那个过程给你交代出来。他有这样一段话,我刚才说到了,为什么那么理性的一个民族会疯狂?他说:曾经在精神和文化领域出现那么多杰出人物的德国,何以竟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高呼万岁。并且跟着他陷入人类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呢?……要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一定睁开眼睛正视独裁主义这个祸根。它践踏正义和自由,用恐怖、腐化、谎言的手段进行统治。他藐视人权,最终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争。萧乾的这种深刻的思想,都是他在经历了二战,经历了他自己的几次很大的、不幸的、苦难的政治遭遇之后,得出来的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我想,对我们会有深深的触动和影响吧。

另外那三篇是《力挽狂澜的丘吉尔》、《顶天立地戴高乐》和《混世魔王希特勒》。他通过特写这三个二战当中的风云历史人物,既是特写人物,又是特写历史,篇幅都不长,也可能是85岁了,篇幅上不长,但是思想更深了。丘吉尔是在英伦三岛存亡的危难关头,当选英国首相的。他主战,原来那个首相是绥靖的,要讲和的。由于丘吉尔上任,英国马上就转为了抗战德国的桥头堡。丘吉尔有丘吉尔的问题,萧乾列了三项,丘吉尔是彻底反共的,反苏联;但是一旦苏联加入了二战,成为反法西斯的同盟之后,丘吉尔马上就跟苏联携手抗战。这当然也是一种国家利益了。对吧?以为我们有了共同的敌人,所以暂时的分歧咱们先搁下。从丘吉尔身上可以看到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的这么一种辨证关系。我们老说时势造英雄,其实翻过来也是的。如果当时不是丘吉尔受命于危难之中,也许二战历史都有可能改写。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还老说,历史是帝王创造的,是帝王史。某种程度,就某个角度,是完全可以这么说的。老百姓能写历史吗?或者说,你写的历史只是你个人的生活很小的历史,某年某月某日我到某个超市去买东西了,这是我哪一天的历史。但是我不可能写下北京市某一天的历史,那得刘淇写。对吧?封建王朝也是,比如哪天有什么大政方针了,那自然得皇帝书写,只能是帝王史。但官史民史帝王史和个人史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对我们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们的思考也不一样。现在我们为什么关注口述史呢?口述史就可以走进我们每一个人,走进民间,每一个人都有叙述自己历史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可能有一份很独特的历史,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很好的影响和启迪。以前我们老觉得个人写什么历史?个人没历史。原来还老有那样一句话,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我现在有时侯也觉得这个提法不完全。人民群众怎么创造历史?是一个人民群众还是我们大家?这个说法就像帝王创造历史是一样的,我们都应该分析,要历史地、辨证地、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你看丘吉尔那种战时的坚决刚毅,失败时的顽强不屈,胜利时的宽容敦厚,和平时的友好亲善,萧乾都在这里边做了很好的描述。很有意思的是,他写戴高乐,他为什么把顶天立地这四个字给了戴高乐,就是他觉得戴高乐够得上是一条伟岸的汉子。当法兰西政府元帅、总理全投降了希特勒之后,戴高乐只身流亡英伦,组织自由法兰西,顽强不屈,最后盟军反攻,返回法国,重组政府。是这样一种坚毅、坚韧的精神,才够得上。还有一个,他刚建立政府之后,广开言路,包括法共的报纸也可以办。萧乾也是用这个来强调,他虽然没有大国的实力,但是他不丧失国家的尊严。任何像这样写到的,又都可以把遥想几十年前的事情拉回到今天,拉回到眼前,现实地来看,对我们的现实人生,甚至是现实的选择,做出某种判断。萧乾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报纸天天都指责政府破口大骂,戴高乐也没有采取报禁,而是广开言路,允许你的声音存在。

希特勒作为混世魔王和戴高乐就截然对立了,一个顶天立地,一个混世魔王,他把亚利安种族的荣誉视为最高。亚利安人是天之骄子啊,他政治上反对民主,痛恨个人自由,一切领袖说了算,主张用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独裁统治,绝不能实现由多数人决定的制度。就是消灭异己啊。萧乾还分析了希特勒何以能够从一个小啤酒馆里发迹,何以能够成为这么理性的民族山呼万岁的一个独裁者,何以发动二战。他把希特勒作为一个反面教员。还有一篇有意思的是《一个中国记者对二次欧战的观感》,我读的时候感觉有点警世箴言的意味,当然也是从历史的两相对比来看。里边有几个小题目,一个,“工人也有祖国”。这只有到今天才能看清楚,当时你是陷于那个历史当中,你会觉得很无奈,很莫名其妙。萧乾从战争的性质可随一个大国的利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改变这一令人费解的历史悖论,分析当时英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何以会和莫斯科代表的国际主义尖锐对立起来。英国工人把自己的祖国,精神的祖国,视为苏联,国际主义嘛。我要听共产国际的,英国让人侵犯了,我抗不抗战?因为当时苏联在和希特勒媾和。所以你看,“工人也有祖国”。萧乾是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分析几十年前的历史,意思是,如果历史再有这样的情形,工人也该国家利益第一,抗战第一,你自己的国家都没了,还要那个国际主义干吗呢?形同虚设啊!你看,萧乾晚年的认识是多么犀利,深邃,话虽然不多,却老是说在啃节上,像庖丁解牛似的一刀就是那个关节。你看,萧乾也是在五十年之后,把他当时的那个困惑解开了。他当时也困惑。而今天,他说: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远不是人类走向乌托邦的向导。它也许只不过是苏联外交部的一个附属单位,它的指示是以苏联政策为依归的。那我们想一想五十年代呢?是不是很多人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你哪怕抱怨一点苏联,你就是反苏反共反人民。结果,随着历史的变迁,一旦跟苏联关系搞僵了之后,那当初的反苏,就是英雄行为了。也许还有人说,你看人家在那个时候就反苏了。

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充满了悖论。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叹某某人在某个历史运动当中,只能充当无谓的牺牲品,非常惨。人太渺小了,当你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你无能为力,除了被迫卷进去,没有任何办法。如果过了几十年之后,你还能痛定思痛,反悔、反省一下,已经算幸运啦。对不对?比如说53万右派,能够活到最后平反昭雪,重新认识那场运动,还能够写回忆录,不多啊!

第二个,“国际无信义”。萧乾说:世上最不值钱的莫过于国与国之间的保障了。我们也了解,我们的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吗?比如,跟什么什么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啦,等等等等。一纸空文,一旦国际上有些什么风云变幻,马上这一纸就作废了。我们抗美援越那么多年,支持胡志明,到国际形势变幻的时候,越南就敢跟你挑衅,对不对?这种事想想我们会觉得非常无奈。撇开任何什么正义、主义,单想想我们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那些军人们。我们先不去管任何的战争,正义非正义与否,任何的战争,都意味着生灵的涂炭,生命的被杀害。萧乾也是讲这个,盟国之间只讲利害不讲道义,盟国之间也这样啊!像中国当时在成为英国的盟国之前,英国为了跟日本媾和,它就可以把滇缅路封闭了。只有利益!。而二战之所以能够爆发,就是因为希特勒总是钻英法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空子。你绥靖,好啊!那我就占捷克、占波兰。萧乾后来也在思考,二战是不是可以避免?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如果照着你后来的假设历史,那二战可能就避免了。但注定它是避免不了的。任何的偶然性,仔细想一想它一定有历史的必然在里面。二次大战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总有背后非常复杂的因素导致它这样。所以,萧乾得出一个无奈而实在、炎凉而深刻的历史结论:个人之间讲求道义、仗义和信义,国与国之间在平时从本国长远利益出发,偶尔也可拔根汗毛。然而在关键时刻讲的是绝对利己主义,连背后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干的出。国家要立足于世界,只能自强不息,决不可信赖旁人的保证。

对吧?我们现在也是这样,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我们要强大,我们要自立,我们要繁荣昌盛,我们不能够轻信任何国际间的那种保证。当然,为了友好,我们可以签署什么什么协议。但是不能够仅仅相信那份协议,而放弃自身国力的强大。

第三,“我终于醒悟了”。萧乾写到纽伦堡审战犯,不是靠法官的木锤,叛你有罪,判刑,多少年,枪毙。不是。而是完全依照法律程序。罪犯也可以请辩护律师,甚至可以请自己的家人当辩护律师。注重证据,你作为罪犯,首先是一个嫌疑人。我一定要在法庭上经过证据的搜集、证据的论证,确定无疑你就是战犯,我才判你的罪。萧乾的感慨是,凡是二战胜利之后在战犯法庭上审判的那些战犯,过了几十年之后,没有被平反的。他就用这个来刺我们。我们有些运动,当时觉得是正确的,过了几十年,几十万人平反。意思是,以后我们不要搞这样的运动了。即便是有什么事情,我们也要按照程序,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我们在确定你一定是违法了之后,才可以判处你的徒刑,而不能够脑袋一晃悠、木锤子一拍,“你就是有罪”,进行有罪推论。以前我们很多人吃苦受罪,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就被人戴上有罪的罪名,不得已的情况下,还要照着人家暗示的你是这样这样,就交代“对啊,我确实是这样了,犯了这样的罪”。以后像这样丧失良知的、非理性的、没有法制、没有民主的事情,不应该、不能再有了。所以我想,萧乾作为一个记者来说,在几十年之后,有他作为思想者的睿智和深刻,带给我们的应该是这些东西。

第四,“不许背后叛卖”。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巨头背着中国,用中国领土的主权作了一次肮脏的交易,斯大林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战后租借旅顺和大连为自由港。萧乾正是由此建议联合国应该在宪章中加上这么一条,可能现在宪章中还没有呢。他总结了这条之后在文章中说:我建议《联合国宪章》中应该加入这么一条。明确规定:永远不许背着有关国家,也就是有关国家不在场的情况下,对那个国家作出任何涉及主权领土的决定。我们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二战当中,不只一次被牺牲。不光二战,历史上有好多,都是这样。读这样的段落、这样的话,扎你心呐!

第五,“一个埋葬了半个世纪的疑问”。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了,二战非打不可吗?在纵容希特勒这点上,英法和苏联都是难辞其咎的,都有责任。萧乾举了一个例子,这种的历史眼光,太犀利了。由于亲身经过了二战,所以很多事情在他脑子一闪他就抓出来了。比如,他举到,当法兰西陷入纳粹之手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向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你在不了解历史的情况下,当我们跟苏联是非常好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即便是今天,我们好多人可能在了解二战史的时候,对于这样的细微处也不是很了解。像斯大林跟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是这样。所以,萧乾的疑问是:苏联这个信奉马列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当时是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从全局出发,从人民的长远出发,打着大算盘呢?还是同张伯伦和达拉第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样,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打着小算盘?我们可以跟萧乾一起思考啊!你可以去论证那些二战历史当中的历史细节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真实的历史啊?如果是的话,你在分析了之后,你的独立的判断和思考,会不会跟萧乾一样呢?我们都可以来做。

我还有一个疑问:历史会提供答案吗?历史的答案就可靠了吗?很多历史的答案是人造出来的。人说了历史的假话,历史逼着人说假话。所以我真是作下病了。但愿历史能够让人说真话,讲真话难啊!

第六,萧乾的结束语,我也把它作为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战争意味着骨肉生死离别,意味着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结,意味着愚昧、野蛮、歹毒和破坏。萧乾相信,人类社会只会前进,任何拖历史后腿的企图都必惨败。但对待战争的态度应该是,一反对,二不怕。因为正义终将胜利,就像二战的最终胜利属于世界人民一样,这是历史的规律。

最后一句话:让所有善良的人们都远离战争吧!谢谢大家! [2005年2月27日。郑艳昆整理]

中国网 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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