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校时班里还没有同性恋，到大四时已有四对

不久前的一天，山西某高校校园内，一对青年男女恋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厮打。“咱们分手吧！分手后我要找个女朋友！我早就有这种想法了！”说这话的是这对恋人中的女生柴慧慧。

柴慧慧班上的120名同学中，有4对同性恋者。在这所学校，很多学生都表示看到或认识同性情侣。记者在学校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查，接触了3对大学生同性情侣，3对情侣中有4个人神情很自然地告诉记者：“我喜欢同性！”

刚进校那年，柴慧慧有一次看到两个男学生在小树林里接吻，当时也很吃惊，但慢慢地见得多了，就习以为常。柴说，在校园里，同性恋者一般不会有过分亲昵的举动，只是拉拉手或者拥抱而已，大家觉得很正常，都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

柴慧慧是2001届的大四学生。她说刚上大学的时候班里还没有同性恋，或者说还很隐蔽。大二那年出现了第一对女生，之后就有第二、第三、第四对，其中有一对是男生。

东东，男，23岁，2002届学生，网名“血月妖媚”。他毫不隐晦地对记者说：“我就是‘大学生同志’，圈里人都知道。”东东所说的“圈里人”，是他在酒吧和网络上认识的一批同性恋者。除了上课，他的业余时间一般在酒吧或网吧度过。目前东东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是山西运城人。

女生王娟是山西大同人，女生杨静是忻州人，两人是2001届同班同学，但不在同一宿舍住。两人肩并肩坐在记者对面，杨静比较沉默，王娟则显得很健谈，但是说话的时候会经常注意杨静的眼色。

在两人的相处中，杨静一直充当着男性角色。王娟对记者说，大一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那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她不想打饭，正好杨静下楼，主动要给她捎饭，买回了两袋方便面，她们就一起在宿舍煮面吃。王娟想，要是找个男朋友能像杨静这样体贴该有多好。

大二的时候，王娟丢了刚买的新手机，杨静很仗义地借给她2000元钱，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大三情人节那天，杨静买了一个MP3送给王娟，王娟特别高兴，凑到杨静脸颊上亲了一下，她们突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用王娟的话说，跟高中时候找男朋友的感觉一样。

对于将来，同性恋大学生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忧虑

赵小薇是2002届的大三女生，现在和林爽相处。赵小薇说，是她主动追林爽的。追求的过程很辛苦，因为当时林爽还有男朋友。我每天给林爽买礼物，给她买饭洗衣服，甚至还和林爽的男友吵过架。

林爽给记者看了她和赵小薇相处时写下的日记，其中一篇是2003年非典时写的，当时赵小薇回了老家。林爽这样写道，“好久没有联系了，有没有想我呢？我可是天天在想你。今天又给你留言了，不知你能不能看得到。要是你能打个电话就好了，好想听听你的声音……”

相比之下赵小薇对未来比较迷惘，赵小薇说，林爽以前找过男朋友，而且林一直不反感男生，她知道林能接受找一个男朋友，但是她不行。“她迟早会离开我的。”

对于将来，同性恋大学生们表现出了很大的忧虑。林爽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本想找点话题，后来竟然谈到了婚姻，我以前在村子里玩的几个好友也都已经有了对象，或者订婚了。至于我与她的将来，我真的不敢讲，好悲哀的一生啊！”

不仅仅是林爽，记者前后采访了3对同性情侣，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出对未来和婚姻的担心。

赵小薇说，她想将来做变性手术，然后跟林爽出国结婚，又觉得不现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在校园里还好，想一想毕业后就要面对未知的社会，真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自己。

很多大学生同性恋者不敢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

6个女生里，只有两名学生的家长知道孩子是同性恋，其余人都表示以后不会对家长说明，怕父母接受不了。

在东东看来，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跟父母坦白。“总有一天要面对，你越是胆怯，别人越不会鼓励你。”

大部分同学不排斥同性恋者，有些心里会觉得疙疙瘩瘩，担心染病

在这所高校里，同性恋大学生没有一个固定的讨论平台，并且相互之间缺少交流。杨静说，她刚刚开始跟同性谈恋爱的时候，以为自己心里有病，但是不知道该跟谁说。周围的舍友平时虽然都没有表示过什么，但有时候自己总会想她们是不是会在背后议论。

学校里没有地方交流，东东选择了网络。东东介绍记者加入了他们一个拥有120个“同志”的QQ群，全部是男性同性恋者。

2005年12月11日凌晨1时，记者在群聊里与他们进行了交流，看到他们往往开门见山询问对方身高年龄职业，然后就直截了当要求见面。

同性恋特别是男性同性恋，是传播疾病的特种人群之一。东东是学医的，他前两天联系好了一个“同志”们常去的酒吧，很想在以后的日子里，到这些场所给大家讲授一些同性健康知识。

大部分学生对周围的同性恋是不排斥的。王娟的舍友小张说，王娟和杨静人缘都很好，我们都很喜欢跟她们相处，即使她俩当众做出一些亲昵的举动，大家也习以为常。

另一位舍友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同性之爱自古以来从有人类开始就存在，她们跟我们如果说非要找出什么不同的话，那也只是性取向的不同而已。虽然她不会去爱同性，但她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他没有妨碍别人，没有伤害别人。

杨静的舍友小王说，她们知道杨是同性恋之后，还是跟以前一样和睦相处。

但另一位舍友小李说，她不能接受同性恋，一想到她们同性之间接吻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同性恋会带来一些传染病，而且很难被周围的人接受，父母培养我们不容易，我们怎么能这样伤他们的心。

东东的舍友小王说，他很介意男生同性恋，害怕他有传染病。平时看东东有点“娘娘腔”，和他保持距离，绝对不会深交。

老师表示不会干涉，家长认为有信心转变孩子

记者采访了省城几所高校的班主任和辅导员。几位老师都表示，班里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性恋的概率低并且很隐蔽，即使有，老师也未必会知道。但如果真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同性恋不犯法，我们做老师的，只能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不可能去干涉他”。

还有一些老师和辅导员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如果班上有这样的同学，最好交给学校或者心理辅导老师处理。

如果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记者随机采访了这所高校的十几位大学生家长。所有家长都表示，以前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家长孙女士说：“我的孩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耐心地说服他，从各方面教育他。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我也尽到当母亲的义务了，只能顺其自然。”

面对这种假设，大部分家长比较理智，都表示一定有能力和耐心转变自己的孩子，但谈到具体教育方案，家长们都说还没有想好。也有个别家长明确表示无法接受这种情况。家长杨先生说，“如果我的女儿是同性恋，我非打死她不可，这种孩子，不要也罢！”

另一位家长说：“就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家庭来说，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大人从情感上一开始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我儿子是独生子，我会从生理上和传宗接代的角度给他讲道理，会给他制造和异性相处的机会。孩子应该可以转变过来。”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特约撰稿 高小奇 本报记者 刘建林 )

感情挫折成大学生同性恋最大原因

本报北京1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万兴亚 实习生 周昌和)一份由6名在校大学生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学是同性恋身份得以确认并通过接触同性恋信息而发生身份认同的集中期，大学生同性恋者对网络有很深的依赖性。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识不够，虽仅有少部分人持明确的排斥态度，但给予理解和支持的人也占少数，大部分人抱着“无所谓”的中间态度。

这份《大学生同性恋生存状况及校园友好环境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是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江秋雨等6人合作完成的。网上调查共回收800份问卷，经过清理和甄别，有582份问卷进入最后的分析。582名受访者中，男生占73.7%，女生占26.3%。从学历来看，专科生在读占12.4%；本科生在读占62.5%；硕士生博士生占25.1%。

网下调查共发放问卷数量450份。调查对象中48.2%是女生，56.8%是男生。本科在读的占87.3%，而研究生在读的不到11.1%。

调查结果显示，有68.4%的人认为比起以前，在大学获取的同性恋信息急剧增多。从哪里获得同性恋的相关讯息和知识？网络排在绝对首位，94.5%的人选择；其次是朋友聊天(36.1%)；选择书籍和影视的分别有34.8%和34.2%。

调查结果还显示，来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学生是最容易接受同性恋的，其接纳的程度达到了24.5%，来自中小城市和来自农村的学生对于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分别是12.0%和8.9%。研究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比较本科生而言更开明：他们中有18.05%的人可以接受同性恋，而本科生中这个比例是12.70%。

在对于同性恋的成因分析上，选择最多的是“感情挫折”这一选项，占44.1%；其次是“环境影响”，占了28.8%。与此差不多比例的是“先天原因”，占26.9%，可见普通大学生对同性恋成因的理解倾向于后天选择而不是先天。

对于“如果发现您身边有朋友是同性恋，你的态度会是怎样？”这个问题，有10.5%的人认为自己是“认可”的态度；而选择“无所谓”的态度是60.9%；有28.6%的人选择了“觉得恐怖，排斥”。

至于学校对于同性恋应该持有的态度，67.1%的人认为应该宽容并引导；21.9%的人认为应该“默许，任其自由发展”，仅有110%的人认为应该“明文禁止，严厉打击”。这说明，虽然有人不能够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却能够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在涉及到是否应该给予同性恋的权益以关注和保护方面，有11.1%的人认为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保护；约有一半的人(53.5%)认为可以适当地给予保护；有一些人比较慎重，认为应该视情况而定，这部分人占到了27.6%。对于应受到保护的原因，大致有“弱势群体”、“害怕报复”等方面。

一个大学生眼中的校园同性恋

实习生 罗维

“在大学校园中，没有人把谁是同性恋或是异性恋挂在嘴边。假如一群朋友聚会时看见两个男生搂在一起亲吻，或者一个男生坐在另一个男生腿上，我的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女孩

子坐在她男朋友腿上一样，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新疆师范大学大三男生常坤说。

“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学习、生活、谈情说爱。我们不可能见到每一个异性都产生感情，他们也不可能见到每一个同性就这样。”常坤口中的“他们”指的是同性恋大学生，“我们”则指包括常坤自己在内的异性恋大学生。

22岁的常坤是新疆雪莲花

艾滋病教研项目的协调人。2005年，为了推进“新疆同志活动组项目”，常坤开始通过网络大量接触“同志”，至今已与近70名同性恋者有过交流，其中有不少是大学生。

在他接触到的同性恋大学生中，有的人会在朋友圈子里公开自己的性取向，甚至站出来建设同性恋网站，组织以同性恋为主题的志愿工作；有的则只愿意化名之后在网上以同性恋身份活动，而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知道他(她)的实际性取向；有的人甚至一直不明白或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徘徊在对同性的爱慕和跟一个异性结婚的未来之间。

常坤说，很多同性恋者还都是在隐藏自我的状态下，这样选择主要是由于社会压力较大和自我认同不足。常坤在网上接触到的同性恋大学生，不少会对这个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愿深谈。

在对校园异性恋的调查中，常坤也发现有的人对同性恋的了解限于“道听途说”，结果就以讹传讹，不解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认为“和我无关”者更是大有人在。

2005年，常坤在北京参加了一次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的暑期夏令营。他戏称这个夏令营是“北京同性恋异性恋大学生联谊会”。半个月的时间里，一群大学生，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一起讨论志愿工作，同桌吃饭，同屋就寝，最后一晚玩游戏到凌晨。临别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

“这个群体是一种人类发展的正常现象，可是现今却人为地产生了许多错误认识和评判。我认为，作为一个积极生活的人，他们在没有妨害他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前提下，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向往的生活的一切权利。”在自己的博客上，常坤如此写道。

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同性恋者

本报记者 万兴亚

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长期研究同性恋问题，写作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专著。他说，近几年，中国的同性恋现象如冰山一角，渐渐显露出来。由于同性恋话题的敏感性，以及认识程度不够，以往社会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都普遍持漠视的态度，对同性恋者往往怀有偏见甚至敌意。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同性恋群体和一些学者、志愿者的争

取，正视同性恋的趋势逐渐显现出来。对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的新闻报道以及专门研究，虽然仍旧稀少，但数量上比以往有增加，这是好事。

张教授希望，全社会能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同性恋者，因为他们除了性取向和我们不一样以外，其他都一样。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需要理解和认可。

张北川说，有一种说法，我国的“同志”已达到3000万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过着不为人知的“地下生活”。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交流渠道的闭塞和信息的匮乏，导致外部对“同志”群体充满猜疑，这更加深了“同志”群体本身的心理负担和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种外界和他们群体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越是不了解越不能相互理解，越不理解就让“同志”的生活显得越神秘，越与常人不同，这就陷入了恶性循环。

张北川希望全社会都能以新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对异性恋怎么看，就对同性恋怎么看。

复旦同性恋研究公选课

从爆棚到平静 从好奇到宽容

本报记者 林蔚

2005年，被一些媒体认为是“中国同性恋者告别隐秘时代的转折”。论据之一就是，复旦大学在这一年开设了《同性恋研究》本科生公共选修课，这是中国高校首次为本科生开设此类公选课。

2005年9月7日《同性恋研究》第一堂课的热闹情景，至今让复旦的不少学生念念不忘。离开课还有半个多小时，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实在挤不下了，站在走廊的学生干脆推开窗，挤进脑袋来听课。几乎所有媒体都用了“爆棚”两字来形容当晚的热闹。选修的名额只有100个，早被一抢而空，多数人是以旁听身份来听讲的。金融、物理、法律、新闻……旁听学生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他们中多数人坦言，好奇，是他们来听课的第一原因。

该课主讲人、社会学系副教授孙中欣博士这样评价学生们的好奇心：“因为好奇，而能有更多的学生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对学术是非常有好处的”。

“为什么要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很多媒体、很多学生都问过孙中欣这个问题，似乎有许多可以假设的理由。但孙中欣觉得“开课很正常，很自然”。主攻性别研究的孙中欣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对同性恋问题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就造成了偏见和歧视。“希望从知识领域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这对这个人群的利益、对整个社会文明都会起到积极的意义。”

孙中欣坚持《同性恋研究》是一门普通学术课。“一开始受到热切关注，与话题敏感，缺乏了解有关，但好奇不会成为学生坚持听课的动力，最终留在课堂上的，是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学生。”开课的情况证实了孙中欣的想法。

《同性恋研究》主要以讲座为主。从9月7日开课的爆棚，到此后的数度人满为患，再到后来，站着听讲的人慢慢少了，逐步回归到正常平静的课堂上来。事实上，开课第一天，就有学生中途退席。国际金融系的一个学生在交完问卷听了半小时后离开，他坦言“来听课是因为很好奇，觉得这个群体很神秘，不过内容有点学术，不太吸引人。”

对同性恋研究有兴趣的学生继续留在了课堂上。他们听专家演讲，也不客气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孙中欣说她欢迎学生的任何质疑，这样同学们才会通过自己的辨别，吸收新知识，修正观点。

虽然一个学期的课程改变不了太多，但还是有一些变化在悄悄发生。第一堂课时，孙中欣给学生们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在对同性恋的看法一项中，90%以上的学生认为“正常”。但在课后，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假设身边有朋友是同性恋，多数学生还是“觉得怪怪的”。现在，再拿这个问题去问学生，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虽然不能马上接受，但可能会理解”。

“知和社”是复旦已有的以同性恋和女权主义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学生社团，这个社团的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复旦人的肯定。

孙中欣相信，年轻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平和。“高学历青年对多元文化的了解，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更宽容，更容易接受。”而这个课程，也会从被热炒回复到本身的学术研究上来。

中国同性恋走向公开大事记

1981年，《大众医学》发表张明园介绍《红楼梦》中同性恋现象的文章，认为同性恋是奇异的，但是否病态没有定论。

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阮芳赋《同性恋———一个未解之谜》，认为同性恋不是疾病，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1990年，李银河、王小波等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进行个案访谈式研究，分别在国内和香港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

1994年，张北川所著50万字《同性爱》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

1995年，北京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同年，北京男女同性恋者开始酒吧聚会，同性恋酒吧出现。

1998年～2000年，大量同性恋者网站或同性恋友好网站出现。

2001年，中国精神病学会颁布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同性恋首次不再被划为心理异常的病态。

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节目，这是中国电视媒体首次关注同性恋。

2001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行。

2004年，中国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有关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及艾滋病感染的数据。

2005年，第一届同性恋大学生夏令营在北京举行。

2005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播出同性恋与AIDS预防专题节目“以生命的名义”。

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本科生公选课《同性恋研究》。

2005年11月～12月，“中国同性恋电影专题”在巴西电影节成功展映。

2005年，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举行。

(边集整理)

数字

2%～4%

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至4%。按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性同性恋者。

20倍

2004年年底，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率约达1.35%。这比普通人群的感染率高将近20倍。

50

据中文论坛门户网站“ChinaBBS.com”统计，全国较有影响的同性恋网络论坛超过50个。

3000万

据教授张北川估计，目前，我国15岁至60岁同性恋人数约为3000万，其中男同性恋和双性恋2000万，女同性恋1000万。

21%

张北川认为，男同性恋者由于被歧视和缺乏正常的、良好的交往环境，38%曾因自己的同性性活动遭遇伤害，21.3%遭遇过异性爱者伤害，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侮辱等。

(边集整理)